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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王海打假、媒体敲诈与新闻立法的法律困境  

2015-03-25 18:33:43|  分类: 4漫谈国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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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王海打假、媒体敲诈与新闻立法的法律困境

作者:金仲兵

 

很早想就关于“新闻敲诈”现象做一番辩析,以还原大部份新闻从业者的行业艰辛及其真相,当看到《新京报》职业打假人王海的新闻后,有感于“王海打假的不老传说”,联想到新闻业现状,这一想法再次萌生(链接:职业打假人王海:http://news.qq.com/a/20150323/005387.htm

 

一、王海的商道、正义、公益与艰辛

    王海二十年时间从事打假,真算得上是一个“不老的传说”,虽然多是“马后炮”式的反向“敲诈”,却以此遏制了不少行业更多的造假行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中国假贷更加严重泛滥的作用。但是,他的行为因为在现有法律意义上可能涉嫌敲诈,所以只能长期以民间、低调、潜行的作贼式姿态游走了合法与非法、正义与丑恶、自私与公益的边缘。

特殊的法律环境,让王海们始终坚持“选软柿子捏” 的打假原则,为此很有“理性”地设计了打假的行业权重,多针对经济领域当中特别是一些民营(或民间)产品作为突破对象,而涉及到与公权力有关的如强拆、上访等敏感领域,则是坚决绕道而行的禁区,至于与公权力有体制血缘的垄断产品,也是慎重从事,一些一般性国有企业产品,也需要三思而后行,尽量避免与公权发生直接对抗,以保证不至于引火烧身,成为污名烈士。这些原则和理念,也成为王海能够纵横二十年、跨越二代人坚持从事民间职业打假的常胜秘诀。

此时,一幅社会图景展现眼前:当人们需要法律仲裁时,法律却遁隐了;当人们需要管理到位时,管理却无为了,于是,在法律和管理皆已失位的空白地带,王海们填补了这片灰色江湖社会的空白,以个人行为替代了法律和行政的作用。如果从正面理解,这种以个人之力从事社会正义、公益的行为,对修正越来越趋于偏差的社会走向有益无害。于是不免想到,如果将这种民间商业打假纳入正当法律程序,规范为法律正当性下的打假职业团队,一定程度上足可对冲当下无处不在的制假现象,王海也完全可以以正义化身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公众视野。

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和立法的倾向性,他只能以“在商言商”的中性表述来尽力提升自己的商业道德,实际上是主动贬损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这使他的行为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无法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认可,更无法引领社会正义行为的风向标杆,并使正义沦为式微的弱势,陷于不义甚至被当成丑恶。

王海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立法和行政管理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品质、正义与非正义的认知偏差,说明了社会治理理念的严重滞后,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法律、制度的悲剧。

 

二、新闻敲诈的底气和动因从何而来?

与王海民间打假同病相怜的,就是以“敲诈”闻名天下的新闻媒体了(仅指“公”字头媒体)---先天残疾的新闻媒体如何学会“敲诈”?媒体人的灰色收入算不算公权犯罪?媒体自黑的勇气何来?

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在所有权和使用上属于“国有”(政府),在“监督职能”上则属于用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虚置功能,一直处于名义正义与实体真空的正反边缘。所以新闻媒体晚节不保,不能将责任全推于媒体自身。

如今有二种现象可做分析:一是确实属于富足型的体制内“圈养”媒体,收入相对可观。但这类媒体已无事实存在;二是因为市场化改制,财政输血不断减少,虽仍有“圈养之名,实则已半市场化运营,属于“官办自营”性质。加之自媒体的全方位竞争,多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导致从业收入降低,业者不得不“农业亏了副业补”,利用既有资源自找出路。所以,如果再按传统媒体的公共产品定位,要求从业者饿着肚着以圈养式的“雷锋精神”充当社会正义使者,难免强人所难。就当下而言,有偿服务完全可以从央视等主流媒体的诸多广告经营和监督案例中提取。

“官办自营”造成了一段公私交织的灰色地带,出现了公器能不能私用、如何私用的两难问题。当中的合法性,多数取决于当事双方的合作态度、过程和结果是否真诚、满意。又因为变量因素众多,出现的纠纷又取决于法律真空地带的自由裁量权,所以权力往往会乘机介入,在合法与非法两个极端之间自由取舍。

现实中确实存在新闻敲诈现象,这是法律必须严惩的。可悲的是,部份因为合作未果而出现的有偿监督和有偿新闻纠纷,本来属于民事主体纠纷,却成为被权力借用法律名义进行严惩的牺牲品。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如果是在一个健全、合理的法律环境中,有偿监督和有偿新闻完全是合法而且可行的。一般而言,在新闻从业过程中一旦产生侵权或被侵纠纷时,只需要当事双方互为主体进行法律诉讼,根本没有权力介入的空间,更必要在宪法之外另起炉灶搞《新闻法》,对新闻进行多余的“保护”性管制。

至于当前一些媒体“自黑”,并非出于洁身自好,而是因为存在两种媒体流派:一种是监督派,一种是歌德派。本次(多年一直如此)所谓“自黑”,主要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歌德派“挟天子令诸候”,对监督派进行异议排挤的过程,大有“清理门户”的大侠范儿和正义范儿。这种现象不是媒体发展的健康力量,而是一种权力干扰下的另类反动。

 

三、新闻立法与宪法的冲突

王海们的法律边缘打假与新闻媒体的法律边缘监督,皆体现出法治社会初期在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上的摇摆不定和实践困境。扶正王海们的民间打假行为并最终成为市场化的合法打假,与确立新闻媒体的有偿监督合法性是同样重要的改革内容。其中,要想切割剥离新闻媒体监督与经济敲诈的关系,厘清“公器私营”这个模糊地带的权力属性,现有的国有+市场改革显然无法胜任。

15年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要设立《新闻法》,理由无非是冠冕堂皇的“规范,保护”,但实际用意或另有所指。中国没有《新闻法》,并不表示迫切需要一部《新闻法》,事实上,宪法已经明确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新闻媒体最大的保护,只须落实即可。

强行立法,将使本已残缺的新闻业态进一步呈现僵化的病态,况且,属于重复建设的鸡肋法律,更多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政绩冲动和权力欲望,届时难免出现与宪法精神相悖且上下位法冲突现象,将会令现有法律体系更显杂乱无章,让人无从适从,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执法者(玩法者)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政治目的、权力寻租和贪腐现象的发生预留了无限的操作空间。这在现有法律体系的实践应用中已经表露无遗。

如果是出于新闻“管制”,则另当别论。“新闻媒体宣传”做为“两杆子”之一,正在面临网络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冲击而导致的舆论失控危机。于是,在提升技术性掌控的同时,以立法形式确立更加明确的新闻媒体宣传工作操作程序和规范,从这一逻辑上讲,似显得刻不容易和势在必行。

但是,新闻立法和新闻管制不是国际通行惯例,在没有对外的国家利益需要的前提下,一般也不设立政府所属的新闻机构,中国是个例外。只是,用“立法”这种文治方法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则远比以武治进行强力规范要文明得多,代价也小得多。不过,这种有意的立法自私已有违立法的本意,在制人的同时,也难免为己所制。

新闻需要的是自由,不是管制。也唯有实行真正的新闻自由,让新闻通过商业化和民营化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来净化新闻市场,提升媒体道德,监督公共权力,促进社会动态平衡。毫无疑问,在社会上下强烈呼唤“依法治国”的当下,如何体现法律的公共治理价值和普适意义,如何尊重法律的公平性和正当性,仍是立法工作之前尚待解决的前置课题。

201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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