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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腐败横行的根源及消解  

2013-06-04 19:57: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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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腐败横行的根源及消解

作者:金仲兵

 

    30年末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硬性崩盘的内在隐忧,有邓之改革开放,缓解了社会矛盾,形成了“改革开放”这个持续达数十年的社会最大共识,并提升了执政合法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腐败现象无处不在并广受诡病。究其历史成因并理清消解之道,似乎是一个有相对难度的话题。本文着重从引发腐败现象的主要成因,即不彻底的改革开放说起。

一、改革开放所奉行实用主义,坚持以权力为支持,以财富定尊严的价值观。这使得共产主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宏伟蓝图不再具有深刻的精神和人文内涵,加之多年来传统信仰的缺失,迫使人们在精神空虚的虚无主义状态下寻找另一种精神满足。此时,物质享受成为填补思想真空的及时有效但并不高尚的慰导剂。话说回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要奉行实用主义,本身就是因为理想主义在全世界大面积破产之故,而非领导人有何先见之明。---如有先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80年代展开的真理实践大讨论,虽有言贵为“启蒙”,实际是为了新的施政理念进行理论站台的产物,所以至80年代后期,即出现“启蒙刹车”,并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倒退。至于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伤痕文学”,也不过是一代同病相怜者相互倾诉各自流放经历的“诉苦文学”和“政治文学”,与文学本身有关,但关联不足。

所以,当书中那些翻了身的城市贵人们回归城市本体,成为改革新贵之际,已与农村形同陌路。此时,也是此类文学创作的“江朗才尽”之时。但当人们回首故事中那些农村流放地的同时期文学原形人物时,却发现他们在经过短暂的改革恩典之后,依旧过着悲催的“乡下人”生活。苦难,并未真正离他们远去。正是这点,才有了后来因无法生存于是被迫四处流浪,进城市讨生活的数以亿计流民潮的兴起。这已属于改革所引发的有关农民工的话题了。

二、因体制本身落后于经济和民意的进步之故,改革首个十年周期之内,权力对市场的破坏力即明显显现:大量社会财富逐渐向权贵集中,利益集团和平民集团上下分野并在现实和心理上各行其道。此后高涨的反腐运动,引发了89年事件。

此事件是后30年社会发展脉络的分水岭,对社会走向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使得此前执政者的崇高形象和神圣感一夜消失,权威的神秘感也成落地鸡毛,官民不信任加巨。官民对立使新的社会裂痕开始出现,本就扔摆不定的政治改革受到挫折并中止;经济上则向权贵垄断和政府管制复辟。

人们在失望之余,只能从尚已具备的物质生活中寻找刺激和自我解脱。这是中国人在走出激情岁月回归相对理性之后,寻求以物质为支撑,在精神上自我放逐的首次腐败尝试。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改革共识,从此呈一路下滑的弱化态势。

三、江入主,因其政治背景阙如,于是赖于腐败“投名状”这种另类凝聚力,通过共腐共荣聚拢人气。名为以德治国,实为以腐治国,成为社会主流大势。

如果说此前的腐败仅限于权贵阶层,自江而后则表现出由高层向低层扩展,由核心向外围漫延,由党外向党外渗透,由权贵向平民普及的全民腐败特征。全民腐败不但仅限于官官和官民间的利益交换,更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和人生哲学的彻底扭曲变形。有“精英们”身体力量,则必会上行下效,“他人即地狱”的灰暗心理和“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生存哲学,使全社会失去了人类本真和善意,社会道德,从此跌至文明谷底。

在中国几乎绝迹的妓女现象,此期间几乎在数年之内,即遍布了神州各地的大街小巷。妓女,虽从未上得官方话语体系,但中国特色的“失足妇女”,无非就是“想当婊子又立牌坊”的现实反映。而此时此事,又正值中国国企改革风起云涌,大量国企职工失业并面临生存无着的工业计划经济转型期。无数女性在此次改革中沦为改革的最大失利者和社会弱势,走向了花街柳巷,做起了无本的皮肉生意。中国妇女,成为“甩包袱”式改革和社会腐败最大的受害者。

四、在没有制度保证和外力约束的前提下,党天下的制度性缺陷,是使得任何一届和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天然怀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这决定了其人不可能像家天下那样,视天下为己出。于是谁上谁抢,“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涛天”的末世心态横行于政坛,从上到下,无不如此。

30年之所以如此,从历史传承上来说,就是在前30年毛开创的社会制度基础上,邓又开创了一种经济模式,这样的政治经济连合体,最有利于权贵阶级为所欲为地进行腐败和挥霍。所以,毛政治与邓经济,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和惯性行为,若论社会伤害,很难说谁大谁小。

五、政治哲学一贯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在和平治国年代并未逝去,而是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治人物的思维和行为。当社会从政治主导走向经济主导之际,在经济上占据强势,保持利益和存在空间,是历史的必然,视民众为对手,也成为难以逾越的政治心理。当强征暴敛成为现实,则积累到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必然成为进行合法化挥霍的资本。

六、如果要从中找出左右中国社会腐败的关键词的话,则不外乎如:哲学、体制、权力、利益。其逻辑链条如下:由政治哲学决定社会体制,由体制决定权力架构,由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由此外延,哲学观不正则方法论必失,于是出现自私、暴力、厚黑和争斗;体制不公则权力放纵,则利益失衡,则社会矛盾对立和激化,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久而久之,强者有理,弱者无能的反逻辑即成正理,于是专制和帝王情结以及奴才心理定型。这样的社会,人们除了追求帝王之尊之外,就是甘充奴才之责,在奴隶主与奴隶二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形成历史周期现象。

中国的社会性腐败,最大的特点是不但权力庇护下的官员乐在其中,连最反感腐败现象的普通民众也难逃腐败的诱惑,人人腐败,人人成为腐败中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一方面在骂腐败,一方面在享受腐败的美感和快感。这就是中国社会反腐的难点和悖论,而且,这似乎更是一个难出其中的文明堕落怪圈和魔鬼陷井。试想,一个甘于以腐败为能事的国家,一个沦溺于堕落和肉欲的民族,一个以腐败为产业支撑的经济,一个得过且过“死后哪管它洪水涛天”的社会,会有令人惊艳的未来吗?

当今的社会性腐败现象,已远远超越了“一级方程”的深度,而深化到全民无意识的自愿甚至积极配合推动腐败的官民良性互动的“多级方程”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因此,要想清除此类腐败现象,一定要跳出中国社会各种腐败事实的单极视角,从人类文明的大角度来审视和定位。如此则不难发现,治理腐败之策不仅首先要明确从官方和权力角度入手的直观疗法,更要从哲学和信仰这个人类文明的最高层级着眼。那么具体的药方就是:向上约束权力,如若实再无望,则必须打断权力的魔爪,除旧更新,再造架构;向下则是移风易俗,抑恶从善,回归本真。前者需要的是硬功夫,后者则是软教化;前者表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后者表现为“磨刀不误砍柴功”,是百年大计。二者互为表里,虽无轻重之别,但有缓急之用,合理搭配,即可实现良性社会的目标。

20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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