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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从红会看社会改革  

2013-06-24 21:21: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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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从红会看社会改革

作者:金仲兵

 

以慈善的名义强奸慈善

红会沦陷了,其原因决非仅因郭美美,甚至也不在红会本身,而是中国特色的行政式慈善模式有违了慈善的本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难题一样,出现了政治诚信危机所致。而这种危机,使处于体制边缘地带的红会同样难免权力的侵蚀和腐败的渗透。在过度透支了社会道德和信义银行的本金之后,自然引发系统性崩盘。

红会事件也与国产毒奶粉一样,丧失了基本的人性。谁也不想因为爱国而食用问题奶粉,并生下让人痛苦一生的大头儿子,这是每一个家长天然的人性表露。中国人,伤不起呀。同样,谁也不想让自己的爱心成为某些人任意挥霍的资本,这是每一个行善者最大的底线。更不想在经历了无数次生命和尊严的劫难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再次摔跤。这既符合人性,也符合天然的逻辑。

你若行善,我从捐则,以善吸捐,是慈善机构存在的生命基础,是不同于各行政部门和经营性企业的最大区别。若从善者不再善,并视捐者如痴,则已经悖离了慈善的本职和本义,虽然你仍有吸捐的权力,我拒捐的自由也同时存在。当失去民意和公信力这个软实力,不要说红会这个依赖于“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吸捐型机构难以存活,就是那些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政机器,也终将难逃倾覆的命运。

视民心如糟糠,则民心必弃之如蔽履。红会的沦陷,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有人说:只要中国红十字会革故鼎新,那就应该给他改正的机会。当羊只跑完,民心尽失,才想到技术性补牢,恐为时已晚;从天合沦为魔鬼,想再重回天使之形,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中国慈善已无可救药,不存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式的可能,已成为又一个无解的中国式难题和死结。如果郭美美并无传说中的通天背景,其与赵红霞们的相同命运,则可以期待。

如上所言,红会事件不在红会本身之错,更非因郭美美招摇过市之失,而是因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式慈善模式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脚步,特别是在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大背景下,再依赖于政府管制和高压进行家长式运作,其低效弊端和诚信危机在信息透明的时代也被暴露无遗。从更大层面说,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的社会道德滑坡和不信任感,人们在面对以政府面目出现的种种事物时,总是怀有一种先天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正是政府在多年来不注意对政府诚信进行认真经营,而是过度透支的结果。政府公信力的无限丧失,是以政府面目出现的红会及中国慈善面临全面崩盘的主因。

 

由红会引发的体制改革思考

根据现行的社会组织结构序列,中国红会属于一个副部级的类行政单位。在红会丑闻爆出之后的危机攻关中,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表示:红会不能去官方化,相反,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果真如此吗?

若如其言,则本年度最大动作的去行政化改革---铁道部改制,必然是多余且违反效率原则的。但从不论是红会还是铁道部多年来的实际运作情况观察,改革,对不论铁道系还是红会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和刻不容缓的。此言论之所以出现在红会而不是“被改革”的铁道部系统,是因为铁道系所涉面广,也更早地引发了众怒,成为了不得不改和众夭之的的“公敌”。而红会虽有争议,但因其行业外衣不同于经济色彩明显的铁道系,仍仅限于道德层面的批判和去行政化的理论热议阶段,实质性改革的动力尚未升至全民共识的高度,所以也才有其如此有违潮流,却无明显实际行政对抗的谬论。

要想修复负面影响,重拾衣食父母们的捐赠信心,从表面看起来,红会要做的事实在太多,除了技术面的重启调查,财务公开等实质性动作外,更必须理清红会天然胎带的行政色彩与慈善行业毫不相关的渭泾之别,让行政的归行政,慈善的归慈善,使慈善回归社会财富三次分配调节的专业本位。但从中国社会体制设计思路观察,这与要求宗教事务脱离行政管理下的“宗教事务管理局”一样,将触及社会权力的核心利益,而沦为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所以可以肯定,在经过了短暂的技术性修复之后,红会以及中国式慈善仍将延着既有的轨道运行,仍将难改其行政主导下“被圈养”的本质。

以类行政化存在的红会,本身即是一个慈善领域的另类角色。如今在郭事件引爆红会“黑洞”的关键时刻,如能从红会这个类行政化的边缘地带实施改革突击,将相比直接从行政核心入手所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操作可行性也要强得多。所以,此次红会事件,无疑再次为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行业窗口和时间窗口。所欠缺者无它,唯决策者之大魄力和大良知。

201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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