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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民主不会乱  

2013-03-29 20:18: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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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民主不会乱

作者:阅想网  2013-03-261条评论  阅读174次

  金仲兵/文

  本文“民主”一词,当指广义民主,没有特指含义。它即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既是生活方式也是秩序方式,在很多时候与自由、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社会中的特定词意有相当重合。因本文范围难涉诸多,故不一一辨析。笔者只强调一点,虽然民主离人们的最低述求—“吃饭”看似有一定的程序性距离,但事实一再表明,民主最终一定能“当饭吃”。

  当前我们继续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并更紧邻三到五年的临界状态之迫,但坊间对“民主就会乱”的担忧仍然存在。这种担忧一则因为国人从未真正体验过民主的秩序井然和规则公平,二则因为专制主义长期进行“民主就会乱”的理论洗脑和现实破坏,致使人们将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乃至于与现行的唯物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提并论。值此历史转型前的阵痛和迷茫期,有必要用“排除法”对这种极端误解重新进行梳理,以收拨云见日之效。

  一、民主有多乱?

  1、谁想乱?

  如果真的步入民主轨道,特别是当社会秩序大体确立之后,普通国民必然会亲身体验到在“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前提下渴望已久的个人尊严和人生机遇。就如同经过十四年坚苦抗战而得来的卫国战争伟大胜利一样,人们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之际,喜悦与狂欢之情溢于言表,哪会有闲情去想“乱事”?特别是在长期饱受专制欺压和贪腐蹂躏的“非公理”环境中,这些好不容易得来、但在专制环境中从未有过的民主自由权利,无异于“奴隶得到解放获得自由”般的历史巨变,对民主的呵护与珍惜之念必然雷打难动,自然不会放弃视若己出的自由而再次折身进入专制牢笼继续卖身为奴。反之,有此想法者,必然是那些心怀不死的专制复辟者和少数不明真相的思想奴隶。

  2、谁能乱?

  相信对普通国民而言,怕是想乱也没这个能力和实力,说到底也还是那些心怀不死的专制复辟者。可以肯定,在刚刚步入民主门槛的过渡时期(特别是专制崩溃后暂时的无政府状态),它们必然会利用残余影响力,继续将其底层信徒裹挟和绑架在专制的战车上,逞一时之凶,“折腾”和考验一下新生的民主实力。但是在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冲击面前,终将没有机会使其再次成就“风流人物”的“帝王霸业”。一旦胜利渡过民主与专制最后的相持阶段这个最不艰难的历史时刻,社会也将逐渐恢复平静,进入理性和秩序。

  从历史经验可知,只有专制者才是挑起国家分裂和阶级相争的罪魁祸首,只要人们认清其本质,并坚守来之不易的民主果实,中国决不会再陷万劫不复的反文明深渊。

  3、有多乱?

  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话:“民主了,就会天下大乱”。

  当前时代人心思定,甚至连动作稍大的改革都没有足够的动力,“社会大乱”的动力源又来自何处?转型期绝不会如有些危言耸听者所威胁的“天下大乱”,但难免有“小乱”,这是“分娩的阵痛”,是社会转型正常和必要的代价。

  此“小乱”,主要是发生在复辟者的“折腾”所引发的民主与专制间的有限冲突,此外,大不了就是短暂的无政府时期内出现少数饥民乘机抢掠之类的治安刑事案件。但是,绝不会再出现诸如国共内战相争那样动辄死伤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战争。—暴虐性已经无限退化了的专制主义继承人既没有发动毁灭性战争的胆略,也没有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内部分化、腐败和理念滞后等诸多原因,实际上早已转化为有利于民主的正能量。

  二、民国有多乱?

  1、乱中有序。

  人们潜意识中的这个“大乱”,是受愚民教育左右,并以民国初年为背景和蓝本的。但事实是,彼时之“乱”决非如此夸张。首先,从民初的议会政治到北洋的宽松治理,都可算是政治历史上的民主典范,再则,那时地方实力派间的冲突与以“联省自治”为代表的地方横向联合同时并存,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民主选举,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乱到治一点点在进步,可以说是“乱中有序”,所以走向“大中华联邦”的前景一度非常令人看好。但后来的俄日双狼入室,彻底打乱了现代化进程

  2、洋教乱华。

  民国期间的“乱”分为三个时期。现在人们普遍惧怕和担心的是第一个即北洋时期各地方的争执和冲突,但此一时期恰恰不是整个民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从第二时期开始,即孙文的国民党在广东另立政府,与北洋形成南北对峙之后,则使民国一分为二。在后期接受苏俄援助,名为“援助”,实为“殖民”,故请俄入华,是中了苏俄的奸计,“好心办了坏事”。国党的武力统一和共党借腹长成,再引日狼入室,消了苏俄的战争压力,增了中国的日俄双重劫难。这一时期,日、俄、国、共,开始了“三国四方演义”,是政治形势上最混乱的时期。再后自抗战胜利到国军退台,是第三个时期,其间的主角是国共两党,背后仍有苏俄的宗主阴影,以及美国的影响在内。第三时期政治形势较第二时期益加显得渭泾分明,但暴力战争的残酷和本国同胞死亡之惨重,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纵观自民国始自新朝止的三十八年“大乱史”,实际上就是马教的漫延和横行史。洋教乱华之祸,祸起孙文无路可走而求北极熊之错,此祸不亚于“五原乱华”,且更甚之;邪灵得以附体,更赖黄皮白芯之华奸代理人集团视祖国如无物的无耻和自私。有言道“万劫不复”,实际上自高端的丛林哲学到低端的厚黑无底限,全面而彻底地断绝了中华文明的文脉相承。

  庆幸的是21世纪的今天,再不会有一个可以压倒民主理念的新的伪科学主义和歪理学说来到中国,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遍暴力革命的罪了。必须警惕的是,要认清那些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极权主义的种种欺骗言论和复辟行为,不要让其再次披上民主的外衣,将中国拖入新一轮历史轮回之中。

  三、民主不会乱。

  1、坏到头了。

  各种担心是非正常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应,但放眼望去,如今除了战争之乱而外(而战争之险本来并不大),社会已全方位坏到不可能再坏的地步。仁义廉节勇不复存在,庸俗丑恶黑大行其道,哲学异教化,道德厚黑化,文化沙漠化,民智愚昧化,政治流氓化,经济权贵化,民生凋蔽化,资源空心化,环境死亡化。在和平环境中,每年因环境、食品、药品、生产、交通、人为等原因致死的意外死亡人数,已不亚于一场中型战争的死亡规模,如果再坏下去的话,唯将面临种族灭绝的危机。一片片荒芜的绝域荒原,离死亡并还遥远。

  在不知不觉的痛苦中等待死亡,和在艰难求生之间,二者相权取其轻,于其任由继续滑向无解深渊等死,不如及早图变,绝处求生。已处于农业文明没落期最底端的专制主义社会,除了浴火重生,没有它路。

  2、代价、手段。

  人际交往和生意往来,都需要付出对等的成本和代价,从专制极权走向民主宪政,如此前所未有的文明进程,当然同样需要成本付出。难得的是,由于在之前的若干代先人已为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有世界文明大潮的护佑和历史的合力之助,虽然此后仍将为之付出,但已相对递减,唯需要正视并有勇气追求即可。

  目的决定手段,手段影响结果。国民党最终能在台湾成功走向民主,是与其政治理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早期政治手段也相对温和(相较极权而言)。如蒋的军政时期,内忧外患之际,仍能坚持一定的民主风范,已属难能可贵。所以,如果民国初期的民主是一次不成熟和不成功的政治实践,那么未来将应该吸取其经验和教训,以台为师,争取在第二次的民主实践中取得成功。

  需要强调的是,民主理想是与专制复辟完全对立的不同政治形态,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极端主义,这与其信奉的阶级斗争哲学理念是一脉相承。所以,专制主义是不可改良的,不要幻想在实力不对等或占优之前与专制进行一厢情愿的妥协和和解。

  虽然民主追求和尊重个人权利自由,但因为有民主的最大共识—宪法的规范,所以个人权利必须是符合公共利益范围内的权利,自由也同样如此。因此之故,民主的最大敌人,就是要破坏民主宪法这个社会共识,并达到实现个人或少数集团利益的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就是专制主义。所以,专制就是民主的天敌;所以,在民主社会同样不会允许专制主义(如纳粹法西斯主义、马列主义等可能造成民主颠覆的现象)的任何言论和行为,也同样会以民主的宪法精神对之进行毫不留情的专政。此点在民主争取阶段的社会,尤其显得重要。

  四、民主的起点。

  1、素质起点。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社会,说其高尚,是因为有条不紊和贫富无欺;言其丑恶,实与江湖、黑帮、匪徒为了共生而不得“坐下来谈”,并形成一个互不侵犯且相互保证利益的自私但公平的组合体。不论是高尚还是丑恶,但有一个共性就是都要保证在动态中的权力平衡,以及为保证活力而存在的及时的政治换血功能。因此看来,民主的动机并不高尚,但因为它有效地制约了专制的发生,所以其结果反而是保证了公平,进而也就体现了它的结果是高尚。

  回首百年前民国初始,从立法到步入法治,时间之短,效率之高,即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把握应用民主政治的技术水平。之所以短命,并非民主本身之错,而是受专制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之害。当今中国,虽经多年文明返祖的重重磨难,但大倒退中亦有所前进,在某些方面因得益于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推动还有所突破,所以总体水平(特别是在民主认知方面)尚不至于落后于民国时期。

  3、自治、联合。

  民主国家会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联邦政治。这种制度安排,是基于各民族各地方的不同情况和需求进行考量,也是未来社会效率最大化(涉及经济、政治、种族、阶级、区域)的最佳模式。但此模式,会被专制者和大一统派视为是“国家分裂”,这是对民主的误解。专制极权长期绑架国家和大一统概念,让人在专制与一统之间往往无法进行合理的切割,于是在维持大一统的同时,也等于维护了专制的统治。所以为了打破专制,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必须看淡和打破一统。作为大汉族主义盛行的社会,一定要有足够宽阔和更加高远的心怀和眼光。

  先分后合,既是专制长期高压下造成的各民族不可逆转的必然转型轨迹,也是重新凝聚国家共识的上善之策。过渡期要想在各民族之上的国家层面达成共识,实现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梳理调整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区域的利害关系,尊重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尊重民族自决。如有人实再无法继续在此故旧残破环境中生活下去,则不如顺天应人,任其自然,待到社会秩序井然之时,其人当自然回归,再重新整合。也唯有让人心服口服,才是民主真谛,只有善始,才能善终。

  当专制体制溃败,社会处在无政府(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状态之后,各个既有行政区会在脱离中央管理后走向地方自治,社区、行会等民间机构和同业之间,因为有共同利益,所以会自发维持社会和经济秩序。然后,各地方会通过对等谈判走向横向联合,重新恢复正常社会状态,并最后在民主的共识下步入法治化的治理轨道。除无法达成共识的个别区域外,国家将再次归于一定范围的统一。随着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行和国力的复苏,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吸引力也将有所提升。在共同的普世价值理念支持下,出现国际性质的国家整合,走向邦联和地区性国家联合体(如欧盟),可能性也非常之大。

  五、民主的制度保证。

  传统农业文明中有“养儿防老”的亲情保障机制,而民主的社会制度就如同是每个人的“儿子”一样,培养长大之后将会提供一个生存和养老的保证。民主是经过世界各国人民检验了无数遍并成功实施了的一个较完善的社会管理和生存制度,在多数人都认清了这一制度的相对优越性的今天,必将坚定地以此为目标走下去。

  在自由的前提下,人民才会“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做主;有了民主,人民进而为了保证民主以及已有的自由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会在公平的前提下建设既保证自己权利不受侵犯也它人同样权利的社会契约,这个专门设计契约合同的机构,是议会(国会),它的产品,即法律,法治社会因此产生,人权既念也同时出现;为了保证这些社会契约的有效执行,人民会先举一个忠实有效的行政机构,这个体系就是政府,其最高领导人,就是总统;为了保证总统不会超越人民赐于的权力,特别会在法律中说明,一旦总统有违宪法并可能颠覆现有社会体系,人民必然有权力起来推翻现执行机构—政府,为此,人民天然地拥有最低限度的持有武器的权力;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对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的一切社会事务进行详判,设立了法院和法官,专门从事法律范围内的司法判决和解释,并给出最极裁定结论,和执行能力;有的还增设了监察和检察机构,对行政和司法进行监督和制约;另外,言论、新闻、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让政府最大的制约力量—普通公民,具备了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可能。

  这大概就是民主社会的制度保证。

  注:本文诸项,限于现阶段的民主争取时期,和从专制溃败到民主建设的过渡期之初。如果已经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则自有成形且成熟的律法规范,文中所述也是多余之言了。

  20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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