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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转型中国的人口之忧  

2013-03-20 20:30:26|  分类: 3警世钟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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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转型中国的人口之忧

发布时间:2013-03-19 09:08 作者:金仲兵 字号: 点击:293 次

  “计生”国策的体制性难题


  中国人口政策的从建政之初基于军国思想的放纵和鼓励,到70年代后80年代初战争隐患弱化之后的突然收紧,表现为冰火两重天的极端摇摆,在事实上造成了改革前的就业压力,遂有强制性“计生”政策出台。据主流数据称,执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因此减少了3~4亿。这似乎意味着,中国也同时减少了3~4亿人的抚养、教育和就业的成本负担,于是,被执政者视为一项行政“成就”而无限夸大,并继续坚持。


  从更高端的哲学层面分析,中国人口政策提倡“少生优生”,继承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伦理和种族主义的人种优先选择伦理。这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既殊途同归,也一脉相承。受此影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将“提倡”上升到“暴力”,与法西斯主义无限接轨。可见,中国人并没有如其所说的“生存权”这个基本人权保证。


  另外,由于受到不良的性观念左右,出现青少年“校园孕妇”现象,以及性知识缺乏,引起意外怀孕现象之后,受制于国民生活水平低下,无法承担抚养成本,加之多数人担心不良影响的冲动压倒了道德的自责,因此多选择各种强制人流和引产。人流、引产和配节育环,已成为计生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据称,该部门的侧所和垃圾死角,往往成为处于生死两界间不同生命体的“万人坑”。


  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一个有趣的例子似乎可以诠释并给人以启发:山西省翼城县从25年前实施“两晚一间隔”的生育政策,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第一胎,30岁可生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居民可以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此政策实施至今,当地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尤为重要的是,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优于全国水平,其它各项人口指标也同样如此。


  这说明,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合理的人口数量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决定生育率高低的前提因素,是处于更高层面的生活水平、行为模式和政治生态等内容。就算在前提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那么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引导型政策所培养出的理性生育理念,不但没有造成可怕的报复性生育现象,并引发人口的爆炸,反而是人们通过自然选择的方法,合理地完成了人口的自然传承和科学衔接。


  按照正常的人口代际传承理论,一般认为一对夫妇生育二子稍多为宜,即2.1左右,而翼城则正处于2.0区间。纵观世界上具有较长期综合竞争力的国家,如美国,其人口出生率则为2.08,这也是美国继续被人看好的原因之一。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在30年前已经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时,西安石油大学的曾昭宁教授也在20多年前,就已经论证了中国因为制度性设计失误,而造成农村社会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生产劳动力、最低的家庭收入和养老水平,而不得不多生多养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前瞻性地指出这种计划经济思维和高度管制手段用于人口控制领域,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即人口断层与老龄化社会同在,就业压力与劳动力不足同在,城市化发展与贫民窟同在,等因制度性矛盾引发的结构性矛盾。


  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有必要对现仍大力贯彻的计划生育这个“国策”进行重新反思和再定位,及早修正人口政策,亡羊补牢,实现理性生育和科学对接,挺过这一段转型期的坚难时刻,以避免未来中国长期陷于人口传承断裂、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和消费疲软的泥潭之中。即便我们认识到这一历史性难题,并能够从现在开始修正,也必然需要20年~30年左右的时间,才可能看到一丝希望。


  老龄化拷问现有养老制度


  在中国人口断层问题逐渐显现的同时,“四二一”家庭结构等老龄化社会特征也初露端倪。到2025年,中国将有3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上海来说,现在的赡养比即已达到1.5:1,就是说每3个在职的上海人要养2个退休的,而全国这一平均是3.2个人养1个人。


  中国现有养老保障体系经过近20年左右的运作积累,纵向观察,总体规模和质量有所提升,社会保障资金占GDP的6%,占财政收入12%弱。但横向比较,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资金占到GDP25%~30%,占财政收入40%强,不难发现二者的差距。因为巨大的台阶状人口断层落差所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和养老金支出骤然间成倍加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但渐显捉襟见肘,而且陷于入不敷出和亏损不堪的窘境。数据显示,养老金年亏损达到1000亿左右,且每年在扩大。2004年亏损达到7400亿。至今,空帐大约为1.4万亿元,明显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养老金运转体系,政府不是下力气投入财政支持,而是以新补旧,以少补老,将新的个人缴纳部分挪去,发放给已退休人员的事情。如此下去,当新人变老时,极可能会从当前的“矛盾”演化为另一个无解的“死结”。


  养老实践背离了社会性和大众性的目标模式,同样成为体制性歧视的附带内容。人群分配不公,体制内外公然有别,达3倍之巨。2008年6月底,中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1亿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4亿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仍在80%以下,占国民总人数只有15%~18%左右,说明大多数平民无望享有必要的养老资源。


  特别是区域布局不合理,城乡差别仍然十分巨大。目前户籍上的城市人口只有28%,农村人口占72%,即使将在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也算上,才占46%,还有一大半的人口在农。农村养老虽有起步,但概念性大于实用性,远未达到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以看病就医为例,多数人仍处在“小病拖延,大病等死”的困境之中。


  右顾日本之例,不难发现其经济多年不振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消费多、产出少的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负担过重所致。但也必须看到,日本尚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成形的高科技产业、高素质的国民和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支撑全局,渡过人口危机并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较中国要强得多。回首中国老年阶层,则因技能素质之故,继续工作能力不强,压力也相对较大,用延迟退休的办法只能缓解燃眉之急,但治标不治本。


  财政投入总量明显偏少,管理不当,效率不高,如此种种,决非仅以“国力、国情、时间”说所能掩盖,需要终极追问的是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所在。让人忧虑的是,政府在升级或完善符合未来需要的养老体系上,应对思路和动作尚不明朗,短期内难以拿出合理的应对方案。养老,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十年时间内,危机程度将大大加巨。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深层难题——养老制度改革,同样决定着转型的成功于否,所以,也必须刻不容缓地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些悖论和难题,也只有从造成二元对立型社会结构的制度层面入手,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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