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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转:京城流行“读书会”  

2013-11-11 10:15: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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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转:京城流行“读书会”
时间: 1/3/2013
     
      作者: 凯文
      

      在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云集的北京,讲座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资讯传播方式。但近年来,传统的学术讲座正逐步走出象牙塔,和市场力量相联手,衍生出新的形式。2012年的中国高层政局风云变幻,照例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但京城同时流行“读书会”,构成了公民社会发育“暗渡陈仓”的一种形式。
      从来源来看,京城流行的讲座、沙龙、读书会主要来自几个途径:
      首先,作为教学活动,传统的学术讲座在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自然经久不衰,但多数情况下局限在校内范围,外界不易接触。因此,微博上出现了“北大清华讲座”等账户,专门收集高校讲座信息对外界公布。同时,一些学院派讲座借助微博等新媒体,自始便面向公众,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蓟门书院”等。某些民间智库,如天则、洪范、九鼎研究所等也在网站上公布学术讲座日程,供公众参与。
      其次,对于实体书店和出版社来说,面向公众的讲堂是品牌价值的延伸。此前最为著名的三味书屋讲座,俨然成为长安街上自由思想的地标,但2010年后因遭遇政治压力,三味书屋讲座被迫停办。今天在单向街、字里行间等后辈民营书店,各自的读书沙龙方兴未艾。官办的出版机构更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作者资源,商务印书馆等学术重镇经常能邀请到重量级学者举办读书研讨会,但热情和灵活性则远远不如民营书店。
      再次,传统纸媒中的领军企业,也借助丰沛人脉推出自有品牌的讲座和沙龙,例如财新传媒旗下《中国改革》读书会、《南方周末》的“时间讲堂”,《看历史》的“国家历史讲堂”等等。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网站也各有王牌,如腾讯网旗下“燕山大讲堂”迄今已经开办近200期,以及搜狐网读书会、网易财经读书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文化类网站“共识网”读书会今年邀请历史学家朱学勤发表关于法国革命的演讲,随后文字实录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借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契机,掀起舆论热议。这种“网站-读书会-传统纸媒”三方联动格局,更加凸显出读书会在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作用。
      最后一种形式,则是由传统上和读书活动联系不多的商界来搭台唱戏。“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组织的读书会一年多来异军突起,二十五场活动场场爆满,多数借重商界人脉完成,但任志强、柳传志、俞敏洪等嘉宾在大众媒体中知名度,激发出听众极高的追捧热情。市场化的营销手段使得一场读书会声光电俱全,辅之以微博互动,更像是一场以读书为名的商业盛典。
      如果说学院派的讲座从形式上并无新意,最后这种读书会却展示了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社会思潮趋向。
      相对于“讲座”、“讲堂”等暗示学识高低之分的名称,“读书会”这一称呼显得更加讨巧,它缓和了商界与学界的精英倾向,暗示着参加者的地位更加平等——大家共同面对某一本书,而不是某一位演讲者。但除了名称以外,现代传媒和商业背景的“读书会”在事实上没有太大差别,甚至暗含的“差序格局”更加显著。
      和三五好友促膝相谈的读书不同,由传媒龙头和商界组织的“读书会”往往有数百人甚至近千人参与。随着规模扩大,听众直接和嘉宾互动的机会相应下降。而“微博投影上墙”的造势方式,除了表面的热闹,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平等交流,更反衬出听众对主讲嘉宾的崇拜和追捧。在嘉宾名气的号召下,许多听众只是慕名而来,不乏“追星”热情,而主讲人的著作反而放在其次。例如,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曾经邀请著名学者金雁介绍新著《倒转红轮》,现场气氛热烈,但是当主持人询问现场观众有多少人读过该书,举手人数不超过四分之一。
      读书会听众以40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为主。通常而言,活动规模越大,参与者的职业背景越庞杂。例如在《中国改革》读书会邀请资深法学家郭道晖主讲“依宪执政”,也有来自银行、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听众。相对于听众日益高涨的热情,相当一部分读书会的组织者强调,由于空间有限,只有事先按照规定方式报名的听众,经过组织者筛选,收到邮件或短信确认后才能进入会场。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也使得敏感度降低,宣传部门更不容易对其进行控制。
      一个显而易见、却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当下各家主办的读书会上,通常被视为自由派的嘉宾占据压倒性的比重,具有无可抵挡的话语权优势,其中不乏被对手贬称为“公知”的人物。当年毛左阵营的“乌有之乡”也曾频繁举办讲座聚拢人气,但随着一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组织形式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已经销声匿迹。无论是“毛左”还是“新左”人物,在今天这些方兴未艾的读书会上都难见踪影。尽管今天50-60岁的商界人士中不乏毛泽东的拥趸,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在经营风格中,但极少见到有大众读书会公开鼓吹过去的正统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热闹的读书会并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而缺席的,恰恰是反对“多元化”的声音。
      在若干敏感历史问题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读书会通常小心翼翼,避免过多提及而惹来麻烦,但也并不特别忌讳。发言者往往通过旁敲侧击、一语双关的方式博听众会意一笑。至于党史,本身就是讲座沙龙的富矿之一,只要不涉及到晚近掌权人物,反而往往成为吸引听众的招牌,雷颐、马勇、章立凡、杨奎松等近代史学者就曾是多家读书会的座上宾。
      另外勿庸讳言的是,有些读书会活动并非单纯读书,事实上构成了市场营销的一个环节。在新书上市的关头,作者往往乐意接受邀请出席读书活动,为自己的作品宣传造势。尤其当读书会主办方和图书策划方同属一个集团旗下时,这种“协同作战”的特征最为明显。
      总体看来,虽然存在着“读书会”名不副实等种种问题,但是多数情况下,话题的吸引力和嘉宾的号召力成功地弥补了严肃性的短板,尽管围绕读书的讨论通常并不深入,但组织者和嘉宾的基本理念,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影响到听众的立场。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沙龙一样,这些形形色色的读书会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启蒙”;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遍清贫境遇的启蒙不同,京城流行的“读书会”见证了今天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的追求,也显示了商界精英的公共责任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多元组织形式的深化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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