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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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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之初,当针砭时弊,剔除丑恶,针针见血,剑剑封喉。以求警醒国人,开启民智,宣扬科学,普及民主之效。 志大才疏,曲高和寡,积习难改,路无回头,万人皆醉我独醒,万马齐喑我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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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本质  

2012-01-19 18:51: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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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兵:法治的本质

发布时间:2012-01-19 09:57 作者:金仲兵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70次


  引子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星期五下午,有幸旁听了由“传知行”研究院主办的一个法律界人士的法治研讨会,名曰“行政强制立法:展望与批评”。会间各路精英对现有司法体系和法治环境进行了剖析,部份大胆者像不懂事的小孩子那样,一针见血地直接指出了中国法治的那一层窗糊纸背后的玄奥,本人事后略有感悟,对此稍做部份总结。


  谨此申明,作者非法律人士,在此只谈法理层面上必备之“公平”与“正义”内涵和精神,不敢亦不愿轻涉专业术语之争,望“抠字党”朋友们路过“打酱油”即可,另寻宝地“钻研”为妙。


  一、专家态度和法系基因


  会间诸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有三个层面,一是对未来持观望等待态度的体制守成派,并竟无顾事实地否认了中国存在“政治犯”这一事实,引来当场诸多置疑;二是欲持法律武器,以“玩好法律这个技术活”为本职的体制内改良派,希望在法律框架内通过自身努力来维护法律尊严,并图以改变和修复中国的司法环境;一个是对现实悲观并对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者,认为以法救国的路线难以成形,但具体路线尚未明示。


  在现有司法环境中坚守法治精神,虽然不失为是一个走向法治社会的条件,但却不是唯一,更不是最可行者。它只可起到三个工具性作用:一是司法运作虽然时有跑偏,但此过程客观上仍可锻炼国民的法律程序意识;二是通过此过程,让国人认清此法治的反面教材性质,然后正确面对现实,终是可待,还是无果;三是借此团结更多的法律人和维护者,形成司法变革的巨大推动力。不可忘记,这是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历史合力之组成部份。


  至于法律的结果,虽然同样重要,但因为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所以对社会整体未来而言,胜败反在其次,胜则可喜,败亦不悲,图其另有所获,足矣。


  关于中国法系的继承性问题,在“法治横行时代”被重新提起。国家的法系或说法律确立的目的,与其建政理念息息相关。以民为主者,自会产生民主之法,以官为主者,则只有王法。但凡明白中国法系之“渊源”者,则不能不以此为笑料。


  众所周知,新政之初,是在苏联老大哥的催促下,才“想起来”应有一部为政权配套的法律,而不是政权的出现之前,就想到政权、政治必须要服从于法治的管治。这是个本末倒置的过程。由此也可看出法律和法治,在一个流民政权心中的位置,除了配套和装点,其外有何?所以在后来的57年,毛前辈说,不要迷信于法律,一切要听党的;再到后来的文革时期,则更是彻底贯彻了他老人家的旨意,设立纵向金字塔形式的权力结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砸烂公、检、法,废除并接管一切司法职能,以“人民”和“革命”之名行个人独断专行、无法无天的人治之实。


  所以当中德法学院的德国朋友所说,中国法律是以法德为主的大陆法系,而不是以英美为主的英美法系时,一时让人忍俊不止。我们的所谓法系继承,其实不过是在没有选择权而“被继承”下的强加产物,现在却非要像当初强行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相结合那样,牵强附会地将中国再次强行贴在法德法系的标签上,大笑过后怎不让人乐极而生悲?


  由此想到民国之初,虽同从战乱中走来,但其在数月之内便完成了民国宪法的起草制定工作,然后一切皆是在宪法的框架中运行。这是因为,民国的立国本意,本来就确定了是要走法治之路的,而不是相反的人治天下。


  虽然新生的民主宪政在诸多领域无法抵抗传统的民族性和专制势力,并屡屡惨遭失败,但这个失败不是法治本身之错,而是专制之固。必竟,这是一个现代法治文明的起点,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和淡忘。


  二、立法程序与法治笼子


  有专家提到立法程序问题,这当然是法律合法性的前提。没有公民参与和认知的立法,那是精英们在闭门造车,是暗箱操作,就算想为民生考虑,因为离民生太远,怕也立不到点子上。况且,在行政利益和集团利益面前,国民的切身权利,很难在立法者的考量之中,所以事实上还不一定真的如此善良。


  中国若干年来一直强调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诸多特色法律条文也应运而生,同时也迎来了了阵阵的赞许之声。有人说,2011年是继前些年的热闹之后的又一个立法年。行政强制立法,立了总比不立好吧?众所周知,开好车的,不一定全是好人;拥有法律者,不一定代表正义和真理;专心于立法者,并不一定是为民而立;法多了,也不一定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从表面上说,中国的立法与世界一样,也是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但在立法繁荣的表象之下,在很多领域的实务操作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权力并没有真正“被关在笼子里”成为囚徒,而是法律与强势和权力结盟,致权力成功越狱,跳在了笼子外面,并成功地将名义上是主人的弱势国民关在了法律的笼子里。法律,此时成为权力者为所欲为的“正义”招牌和暴行合法性“万斤油”,这个结局不能不让人扼腕。显然,当一个法律被冠以“社会主义”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就会让人想到宪法中“四项原则”这个核心,一切也自可了然于心。


  法律既是红线也是底线,具有限制和保护的双重功能。此种立法之所以没有意义,说的是“对正义不足以保护,对邪恶不足以惩治”,原因还是法不是为国民所有,目的是要让权力的单愿行为从台下走上台上,从隐形和扭怩走上正大光明和理直气壮。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以革命的名义……以改革的名义……以发展的名义……以稳定的名义……以法治的名义……以建设的名义……”顺流而下,进行一切我行我素的强制性行政了。


  在大众所认为的社会无序状态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清末民初三阶段,社会尚有伦理道德这个自然法的存在,平民尚有争论辩解的权力,媒体尚有监督强者的机会;在实定法律面前,如果再没有法律的制定权和投票权,法律最终不为民所用,则同时失去了对法律的解读权和执行权。这样的法律,则必然成为专制主义横行的保护伞,和面对平民的杀威棒,只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成为强者之法和王者之法。上下游皆一样不占的平民,则只有被宰割的份。这样的法律,立了还不如不立。严重者,如暴秦之法,虽同有法治之名,但已沦为恶法之实,则离二世而亡之运不远矣。


  高压的旧秩序与自然的无秩序都不好,比较好的是自由的新秩序。高压下,虽然有经济的偏面增长,却在思想上异常沉寂。旧秩序正在破产并走向无秩序,且又无法建立新秩序,左右为难之际,想不到要建立新秩序,于是有人去怀念旧秩序。


  中国法治的未来,就是国民如何也成功实现越狱,再反过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消除中国法律之上的党法和法律之下的办法,将三者之上下二法去除,然后真正实现以宪法为首的法律纵向体系化,才能算是中国法治的成功。这当然要涉及到“党”这个一切核心问题的核心的领导地位,此问题不破解,一切皆免于谈起。


  三、自身难保当走出秦制


  关于中国的法治现状,且不要普通的弱势国民了,就连以法律为职业的各路律师专家这些相对的强者们,不也同样处于党领导下的律师协会的管制之下,以李庄们为代表的很多律师不也面临时时“被”免执业证、“被”黑社会化、“被”不明势力失击报复的危胁吗?连法律的捍卫者和守护神都自身难保,何求保护它人?至于律师们时不时经常性地“被”“学习把握以经济建设发展为核心的大局观和操业道德规范”,进行政治素质提高,则更是应有之义了。在表面的法治之后所蕴含的那“一只无形的大手”,显示出的无形无边的影响力和震慑力,也自不待言。


  中国人依然在谈论法治,但民主和法治离中国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不论从个人到家族,到种族,到阶级的所有专制或是多数人的暴政,皆不合法。在一个“四项原则”泰山压顶、存在城乡隔离制度、随意将其国民“精神病”、将精神病院当做监狱使用、随意强拆其国民安居乐业之居所、个体国民没有安全感,时时面临“被…”的法律环境中,谈论“以法治国”这个“大题目”,确实是有点井蛙谈天的奢望和可笑了。


  半多世纪来,国人从小领教的红色歌声中,总不缺“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明天会更好”的劝慰和开导,可几十年过来了,却发现生活依就坚辛,阳光也很少普照P民,至于“明天”,已经走过无数个,早变成“昨天”的陈旧记忆了,可今天的我们该当如何呢?


  正如秦晖先生所说,中国需要走出的是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秦制社会。这其中不但包括了法律,更有政治制度,以及人文心理,还有更高端的,即中国的“人性”如何塑造的问题。在一个历史文化特别愚顽,制度文化特别集权之地,不但需要建设完善的实定法,更重要的是应该同时重建和修复更高层面的自然法和道德法法则。当高端问题高屋建瓴地获得解决的时候,处于中上端的法治才有生存的基础,才能顺势而下,其它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四、一年后的观察和反思


  一年后的今天,又值两会雄起,且“行政强制法”在早前的一片争议之中,好像也已成为正式成文法公布于众了。本来本文在该活动后第二日即起笔,但至今仍未面世,悲哉。其原因,缘于中间又发生了更多值得表达的错综之事,前思后想,纠结难言,故一拖再拖。此期间有两个新的社会趋势在一年时间中更为明显和强化:


  一、国人莫谈国是的旧态度有所松动,诸多P民人等的政治口味越来越“刁”,言论越来越开放大胆;与此相映衬,诸多维权抗争说理辩难事件竟也层出不穷,“东方睡狮再醒”似已萌动,社会启蒙也渐成风气;加之近来“韩三篇”连番强势推出,则让11年的言论开放火上浇油,将此前数年间“民主、自由、革命”这些政治“敏感词”从神坛拉至人间,一夜之间成为大众语言,大有“不言‘韩三篇’者即难言时政”之时尚潮流。有趣的是,本文在当初起笔之时,曾无签作者实名之念,但今日堂而皇之标立于此,实为此风之助,安之,幸之;


  二、官人对国人一年来政治觉悟之迅速提高,同样反应灵敏或“习惯性过敏”,不但不引以为荣,反视如大敌压境城欲摧的危机状,于是财政上庞大到压倒一切的维稳投入,似有“不惜与P民一战”的你死我活之心和“欲与刁民试比高”的坚强意志。于是,从言论打压到舆论反制,从立法威慑到实时监控,从思想净化改造到主动外宣输出,各种动作呈现立体化和体系化,林林种种,不一而足。


  既然此间是官民两种力量各自皆有所加强,又各方皆自我感觉良好,再完全分道扬飙,则说明官方手段并未使矛盾冲突有所减少,反倒在强压之下必有强爆之果,适得其反地激化了更多更深的新矛盾。从国家前途视之,让我们思考的是如何面对并消解仍在强化的矛盾?谁应该首先承担责任,打破僵局,推动和解?


  近日刚刚召开的2012年地方“两会”上,一而贯之地出现了权力裹携之下的狂亡之言,代表了官人一贯鲜明的阶级立场。说:不要培养刁民意识;更有代表说: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认为现在警察权威下降的法西斯言论,这样赤裸裸地要灭绝异议言行的反人类行为如果可以大行其道,照此发展下去,不远的将来极可能会有人再次加码,回归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千年旧法道统上来---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如果流氓再有了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就算是达到不可救药的魔界了。


  虽然法治已经做为妓女的口红和牌坊,提供了强大的护身符作用,但这件外衣仍然时不时地阴碍了某些人的行为自由空间,所以有人竟还想“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来挥刀自宫,自我抛弃。这说明法治这个外衣披起来还是要有一些忍耐力的,装君子也是要有一些装也必须能装出来的自持力的。但可悲的是,有些人一在关键要紧时刻,连伪君子也不要装了,倒不如还原本色毕露流氓原形,赤膊上阵来得痛快淋漓、绿色和环保。


  从数年来的趋势看,权贵阶层们的狂妄并非一日练成,而是循序渐成,日渐嚣张的。从之前强权的主观言谈放纵,到今天上升到“法律意识”,无非是在现实压力下改换门面,以法律为道德补丁,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打。


  法律必须用来维护公平和正义。马丁·路德·金有句很让人震撼的名言:“当法律保护不了穷人的时候,它同样保护不了富人。”那些在集团内多年来起伏沉降于前朝奴才后朝臣的政治不倒翁,那些曾经坚难摇摆于权力夹缝中后来莫名轰然倒下来的富商们,想必对此有切身的体验吧?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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