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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与现代集权主义的历史渊源  

2011-07-04 15:38: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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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与现代集权主义的历史渊源

作者:不敢说

 

一、“文艺复兴”的主流成果和影响

1、“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主导人类思维方式、价值观和道德取向的是宗教的神创世界,是以神为尊的传统社会。

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工商业和跨海贸易兴起,新兴工商阶层实力渐增且广闻博识,人们开始强调释放个性和自我意识,也迫切需要得到相应的社会认同,以实现自我价值,但“神本位”的宗教社会一定程度上压抑着人性和智慧,已与此历史潮流相悖,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再适应已是大势所趋。

在历史合力的推动下,加之在英国发生了标志性的“政教之争”事件,神本位和宗教政治终被弱化,逐渐从“神本位”调和至“人神共存”。这就是“宗教改革”。

与此同时,人类思想获得自由和解放,灵性和智慧即如奔腾的江水涛涛不绝一往无前,代表人类高端智慧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开始繁荣,种种流派竞彩多姿,此即“文艺复兴” 运动。

2、“工业革命”

得人性解放之赐,人类逐渐掌握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新技术带动新发现,新发现催生新知识,科学技术形成良性循环,人类社会生活状态况古空前地加速前行和改观,于是,“工业革命”爆发。其间以工业动力“蒸气机”的出现为标志。

“工业革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正面成果,促成了现代社会体系的人文内核和物质基石,在人类发观展史上功不可没。

设若以“工业革命”为果,即可发现欧洲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皆有其因,是建立在环环相扣,前因带动后果的逻辑之上,没有超越也没有跃进,是为“自然的理性”。

3、社会影响

宗教是形而上的超验主义,有别于世俗的科学实证主义。

经过思想启蒙,此时表面上“天理”似已难现,人欲则得到极大释放,“人本论”更有后来居上强势崛起之势,这被称为“人本主义”,也即“新柏拉图主义”。

对此,哲学家尼采专门说过一句话叫“上帝已死”。因其“言简意赅”,竟让后人纷争了多少年:唯物者据此认为上帝真的从此不存在,或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人类的神传历史也需要重新反思,尼采本人也被定义为“历史虚无主义者”;而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唯心者则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无限强大,让上帝的存在和地位显得无奈和尴尬。

对尼采的认知,须首先确认他是一个信仰主义者,之所以如此表达,是对一种隐约可能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的超前忧虑和担心,而不是对上帝和信仰的彻底否定。

此后的欧洲,在人本与宗教问题上确实是“自然的理性”,再也没有发生过厚此薄彼的极端行为,基本上实现了二者的和平相处,这无疑是人类对宗教与政治进行协调和再构的典范之作。

经过文艺复兴的启蒙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人类拥有了更多的科技知识和社会财富,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改善;在社会体制上,欧洲和世界开始慢慢建立起一种对社会权力进行制约和定期再分配的民主宪政机制,这种制度经过进一步发展完善,终于大体上实现了人与人的机会均等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接近于解决和完成了公平和正义这样的永久性难题。

特别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具备了吸新吐故和新陈代谢的科学机能,所以一直处于学习、充实和完善的良性循环之中,因此也成为当今人类文明的主流。

 

二、从“科学”到“主义”的伦理变异

从科学主义到集权主义,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从科学到政治的变异过程。

受工业革命成功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人类显得自信而狂妄,并试图举一反三和自我超越:既然可以掌握“如此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生产力,必然可以推演出人类已知世界之外的更多种种,可以认清包括自我在内的生命本质,甚至认为只有人类能看得清摸得着想得到的才是真实存在的,此外一切则“神马都是浮云”,由此产生了“唯科学主义”(也即唯物验证科学主义)

从此人类慢慢倾向于以已知的物质世界对生命万物的自然原理进行解读,逐渐成为部份人认识世界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唯物主义。不过当时还处于文艺复兴的百家时代,所以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可以制约唯物主义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在生命科学领域,以达尔文所著《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学说为代表,并渐渐成一股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异了的学术主流。

做为一门学术本也正常,可是后人因此产生更大联想,认为一切社会事物皆可以此为据,再将其进行社会化和政治化,引伸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此,进化论不但是一个科学定理,而且成为一种科学道德。所以“生物学家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设计的,而是进化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DNA研究专家:弗朗西斯.克里克

本属生物科学领域的进化论,被完全转植到社会科学领域,被部份人用来推演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由此人为设计而出的未来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其被应用于口舌之辩时,则成为一门经典“哲学”,这就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

经后人再引伸放大,唯物主义在个别地方成为评价个体知识多寡、行为优劣、是非标准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唯物主义价值观。

他们排除异己,唯我独尊,引发了诸多人间闹剧,使人类在走出中世纪的荒蛮后,再次陷入“科学宗教”---“唯物教”的迷失。

“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20世纪的历史也许就是最好的写照”---邵建

极端化了的唯物主义,成为部份社会的政治信仰,和某些人得以用科学的名义进行革命和杀人的理论工具,并最终沦为现代专制主义。如此,原本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宗教和人本主义余脉,却背离理性走向另一与神对立的极端,成为宗教改革之后以科学形式表现的另一形式的“宗教审判所”,对人类的世界观和社会进程冲击巨大。

 

三、形成“现代集权主义”

同样脱胎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结果却两派分野,一是继承其主流的现代文明、民主、自由和宪政。欧洲其新贵在向外殖民拓展的同时,也输出先进的文明理念。新的强势文明与原土著文明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和互动,有些地方造成殖土敌视和战争,各殖民地力求自保的民族主义与外来的科学主义在纠结中同行。殖民主义在中国强大的帝国心态和民族主义面前,表现不尽如人意。

另一派当是文艺复兴的支脉,即达尔文的进化说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与法国的旧教文化相融合形成新意识,其社会、宗教、道德的特殊性造就了暴力性和革命性,在欧洲大陆小有影响。“墙内开花墙外香”,后在世界诸多地方形成更加激烈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被视为正宗哲学观,沦为现代集权主义。

欧洲经过宗教改革,终于走出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荒蛮,却在之外的部份地方又陷入了现代集权主义科学宗教的窠臼。如果说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没有人性,异化后的唯物主义则是人性、神性皆无,其终极表现---专制主义的暴虐,比中世纪还要黑暗。“唯物教”,被其外者视为人类的洪水猛兽,其内者则视为人间天堂。玄妙处在于,将宗教学说与文艺复兴产生的科学主义相结合,在传统宗教之上平添了一层科学的外衣,即更让后发国家中人难辨其伪,并迷恋其中。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有娇人的辉煌也有史前的黑暗,无疑是一个让人纠结的年代;其时正是殖民主义中后期,不全是总督、军队、海关、税收等殖民地的特征,更多的则是思想和文化,而有些国家所接受的,也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主流---民主宪政,而是其旁系---法德一派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极权;其间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像一家大的全球政治连锁公司,在其全盛时期,全世界到处是它的分店,在人类心中形成一种对共运的消费时尚和潮流,竟能盛极一时,但终因不符“人性”这个终极消费口味,而逐渐被多数人所抛弃了。

 “两百年来在人类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六个国家,分为三组:英、美,法、俄和德、日,主线是英美和法俄争雄,副线是德、日串导其间。用思想家顾准的话来说,就是‘这二百六十年有两个传统,一个就是英、美的革命传统,引导出宪政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经过法国古典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以至中国五四承接上去。’而在俄法和英美这对主线中,我们的读书重点似乎放在了‘俄法’方面。这当然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使英美的政治思想模式曾漂洋过海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扎根,与法俄(欧陆)政治思想模式双峰并峙。---信力健

文艺复兴路线图: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德国

现代集权路线图:德国---法国---俄罗斯---世界诸国

 

四、在中国本土的影响

圣人求因,凡人求果。文明层面的高低,与它传承的速度和难度总是成反比。低下的更容易被接受,而高端的则容易被拒绝或是被曲解,甚或以高端之名走向异端邪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力东进苏俄并成功落户,然后内引外联,成功进入中国。

那时的国人无视或不满现有的北洋政府既存,即国事或将走向理性再造的事实,各路乱党主义鼓吹重建之声不绝于耳,启蒙的民主主义与救亡的民族主义同时并存,但终于,激情更容易符合多数国人的心理需要,于是救亡压倒启蒙,以五四为标志,启蒙的勃兴之日,也是中国千年唯有的启蒙终结之时。

 “国内严峻的现实、救亡图存的逻辑困境使它的“经验理性”无法抗拒民族危亡和此后的意识形态高压的冲击。此后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默,虽然在极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心中仍时有闪现,但它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微弱的闪电,是无法引人注目的。在‘革命’的氛围中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俯首称臣和激进的道德义愤几乎是在法俄的政治思想模式的逻辑框架内进行演绎,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性格’。它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信力健

于清末改良,辛亥革命似为多余,但因其缓慢而无法满足发展之需,故革命的发生则是必然;于北洋渐统,孙之广东政府确为多余,无奈孙所代表的民族性使然,另立政府亦是必然;于孙之继续革命,其引俄入华和三大政策更显多余,但因其革命性及私念和人性使然,别无选择,唯有此路;于联省自治之渐统,北伐则显多余,但渐统进程过慢,北伐则是必然;于蒋之国民政府,胡马乱华实狼室之祸也。苏俄之诈,阴谋之图,纯百害无一利。

其时,设若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观念稍淡,或国人对虚幻主义的认识较高,几不可能接受胡马乱华之实。但国运衰微既久,时运不济,由不得忧国者另有它选,如孙文、胡适、陈独秀之精英者类,亦同样难逃其缚。其间种种机遇,阴差阳错,谓之天意如此。

百年已过,中国仍待中兴,但一切似须从头做起。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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