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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  

2011-06-22 16:45: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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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

作者:金仲兵

 

一、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1、高管制的效率哲学

什么叫专政?专政即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管制经济,就是借助国家机器通常只用于紧急状态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大意)---中国应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_网易新闻中心

高管制只能产生暂时的前期高效率,但因为没有公众参与而缺乏行为认同,失去了后期执行中的高效率,并且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还缺乏及时有效的修复机能制和功能,不能分散失误带来的社会风险。尤其是在针对人的管制中,虽会在物化层面产生表面的高效率,但隐藏的是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抵触情绪,这就人为造成了社会分化。国家管制是少数人的专利,它的最高级别是军事管制,但军事管制却非解决矛盾、提升效率的最佳方法。

再通俗地讲,管制就是指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这种高集权高管制的施政模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事件上,短时间地进行一鼓作气式的效率冲刺,类似于“闪电战”模式。此模式以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必然缺乏透明度和民意基础,更缺乏公平公正性,往往不利于芸芸众生的生存福祉,也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

民主体制下的效率哲学是“前低后高”,管制体制下的效率哲学是“前高后低”,二者恰好相反。

 

2马克思的遗产

人类现阶段的最高存在形式是民族国家,马的原教旨主义却要跨越现实并解决人类的终极难题,幻想共产大同式世界的一步到位。“‘乌托邦’之名虽源于英国的大法官莫尔,却在欧陆被当了真,如风卷残云,直到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尘埃落定时,称二十世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的年代’”。---盎格鲁.撒克逊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与他生活的时代、静态的思考和知识水平有关。他只能看到资本主义初创时期的野蛮和血腥,却据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命运提前下了定论,进而鼓励劳工与资本方进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对资本方进行彻底的革命,以完全替代资本方。他是否应该想到,当劳工方完全替代资本方取得彻底的胜利后,会不会成为新的资本方,并被新的劳工方以同样手段进行革命和颠覆?他也无法想像,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民主制度下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但保持了既有的效率,而且已经能够通过良性的劳资互动和二次分配原则,比较完美地解决了由效率产生的不公平。

 “那条曾经孕育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莱茵河,差不多是我们在精神上的第二条母亲河了。”(同上)他的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颠覆学说与中国传统的臣民与皇帝造反理念有天然的共性,他宗教般的未来社会想也正符合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得以在后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的落地生根。其极端化思维对各领域影响巨大,引起决策层面的无所适从,使中国成为一个缺乏理性的极端社会。

 

二、公平与效率的极端化

1、前三十年的狂热

高管制之所以能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前三十年大行其道,是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革命激情加胜利之威的狂热之中。执政者利用人们的心理预期和忠诚惯性做单极信息引导,得到“建设一个新国家” 的民意认同,再以已经习以为常的军事手段进行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建设。

其间除了经济建设初期和几次战争动员上取得一时成功,实现了短期高效率外,其它需要进行休养生息的社会民生领域,则完全丧失了科学理性作风。随着时间流逝和信息外露,国民进而产生审美疲劳,失望渐增,敢怒不敢言,口服心不服,只剩下离心离德的政治表演,执行力随着边际效应逐渐递减,诸多领域没有产生计划之初的预期效果,最终形成“大锅饭”现象。

当时人分三六九等,贵贱天生注定,高层腐败属合法特权,甚至政治特权还能世袭传承。官民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区域差别,种族差别等已经固化,这已经是十分万恶的现代版和中国版的隔离制度,是人间最大的不公平。

在高效率和高公平二者皆求但二者皆未得的情况下,后来走上“高就业低分配”的看似公平的路子。公有制体制下的“大锅饭” 看似公平,结果是冗员沉积,效率低下,结果是效率和公平皆失。这种是典型的伪公平加低效率。

改革至今出现了社会不公,所以有人以怀旧的眼光说,前三十年是公平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前三十年处于权力黄金期的信息高管制之庇,使相当多的隐性和制度性不公成为秘闻,普通人或难以得见,或选择性视而不见。

这些人看不到专制之害和改革不彻底之失,反将低效率和不公平归罪于改革,继续“批判资本,讨伐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的‘统治’,仇恨‘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化和WTO,嘲讽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和理性精神,实是荒谬。”---马立诚:新左派新在哪里_网易新闻中心

 

2、后三十年的摇摆

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开放松绑之门是人为打开。发展机会增多,起点相对接近,不公略有改观,这个结果,很大部份则是市场无形之手的自然配置之功。

它在管制经济体系中缓慢谨慎地吸收了部份市场经济成份,从最弱势的“三农”切入,使农村经济取得初步成功(深层问题仍未解决,如产权、户籍、农民政治身份确立),由此带动了其它领域改革的深入。

这从反向证明,正是国家管制强度降低,一些政策适度松绑,在不论思想文化上还是政治经济上,应合了人类的自然属性,得到了广泛的心理认同,使民间潜在的创新力出现大爆发,提高了效率,激发了人们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收益是空前和长远的,执政者同时也得到了所期待的合法性,特别是为后来治国者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无法估量的。

开放以来,中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虽较前三十年已大有改观,但仍不时上演。在公平与效率的配置上,效率派与公平派各执一词,一方是对市场万能的盲目崇拜,一方是对国家管制的高度认同,鉴于历史原因,最终形成保守压倒改革之势,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

改革派被允许在不规则的环境和无关紧要的领域,进行一小部份的市场经济试验和有限的私有化改革,涉及核心利益的主导产业,仍然为权力掌控,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以全面展开,近年来的“国进民退”,更是一种经济返祖现象。

虽然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率,只有民营私企的三分之一,但并没有真正触动部份人的既有思维:“李荣融则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说:中国三石油巨头的垄断有功,保证了经济的正常运行,贡献极大。”(中国三石油巨头的垄断有功_财经_腾讯网)这不仅仅只是对经济规律上的观念认识偏差,怕是顾及利益得失之言。

不妨再放眼看世界,发现与此同时,一直是公有制忠实信徒之一的古巴,也已经认清了大锅饭的危害,砸了50万“铁饭碗”,放宽私企限制,开始实行国退民进的经济改革---在世界性潮流面前,不知中国高层做何感观?

与之配套,近年来权力之手在诸多领域划出巨大的垄断空间进行垄断经营,变异为权贵垄断经济。

 “古雅典的穷人在绝望中将自己卖身为奴,殖民时代的美国,贫穷的白人也常有卖身契约的出现。”(薛涌  怎能样做大国)以外向密集型打工经济为主的中国,弱势的外来务工者成为资本主导下市场优先的牺牲品,中国农民从现代农奴变身为当代工奴。

因为责任淡薄,在很多本应由政府负责设计和安排的社会福利领域,如一般性医疗、教育、低保、养老和住房等,也无视公平原则,完全推给民间社会,让市场大行其道,将福利制度扭曲成各种谋利的产业。

拆迁造城,方兴未艾,其间权力不对等和社会不公现象不但依然存在,还有加巨之忧,让多数国人处于心惊肉跳的恐惧之中。曾经有着广泛社会认同的改革大业,至此蜕变为权力的魔棒,开始了另一凡惊心动魄的“极右浩劫”。

后续改革举步惟坚,深层原因是因为改良的本质所决定。改革派与保守派只有技术方法之争,在理念利益上有巨大的先天共性。出于利害之私,遂“改、保合流”,在理念、立法、执行和解读等各链条上达成攻守同盟,形成由权、钱、学组成的三角联盟,然后以改革和市场的名义,走到了以政府管制为主导的伪市场道路上,变相地退到了管制经济时代。

权力越来越集中,民间社会越来越弱小,国家机器和经济主体继续在低效率中徘徊,由此连带的社会公平、经济民主和契约精神难以显现,政治民主更无从落实。

 

三、公平与效率的优化配置

1、执政原则是公平优先

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是以人性向善的道德为基础的。道德和人性,确实是高于市场规则而存在的最深层面的精神境界。否则,市场经济就会扭曲变形,这个无限放纵的市场就会暗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走向另一极端,形成市场黑洞。

道德和人性最朴素的现实表现,就是公平。正常的社会状态,首先是要有公平的规则,再次才是高效率的发展,即效率是为公平服务的,效率必须服从于公平。政府的工作切入点之首,就是制定公平的社会规则,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资源的效率置配。另一个责任,是要完善市场优先本身无法做到的社会公益事务,完善财富二次分配机制。切不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

中国几十年以来一直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之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多数中国人的情况特殊,而是因为决策层理念特殊,形不成公平对等的市场机制,造成新旧社会矛盾交织纠缠的怪状。当一个社会无法为组成社会的单细胞---家庭和或个提供必要的保护,无视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原则对个体弱者形成过度的奴役时,这个政府就是失职的。

极左极右的经验教训告诉国人,在个体权利不均等,起点不公平的情况下,不会有公平与效率。“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开篇,即盛赞美国的均富,以及由此而来的远胜传统欧洲的巨大竞争力。日本战后崛起之路,一大特点也是均富。”(怎样做大国  薛涌)

 

2、中国的出路

①、转变执政思路,精兵减政,降低行政和腐败成本;

②、政府责任

A、必须建立起码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B、通过合理的税收和其它制度安排进行社会财富二次分配;

③、打好国民经济长远基础

A、优化结构完成产业升级;加大科技投入和自主创新;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工农业体系;

B、加大私有化和产权化认定,土地归农,住房归人,财产自享,产权继承;

C、政府退出市场,进行国退民进改革;

D、拉动内需,变政府主导型为民间主导型;

④、剩余劳动力。

A、以高效率低就业完成等量产值,以制度调节实现均分配;

B、良性转移配置其它领域;

C、政策性鼓励科技创新和自主创业,发现新就业机会;

D、享受低保生活和其它;

20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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