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以网为报,欲开启民智、警醒国人、宣扬民主、启蒙科学 QQ-438642353

 
 
 

日志

 
 
关于我

为文之初,当针砭时弊,剔除丑恶,针针见血,剑剑封喉。以求警醒国人,开启民智,宣扬科学,普及民主之效。 志大才疏,曲高和寡,积习难改,路无回头,万人皆醉我独醒,万马齐喑我独鸣

网易考拉推荐

(转)中国政府的难题  

2007-08-01 07:30:07|  分类: 3警世钟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转)中国政府的难题
作者:闲言 2007-07-20 09:42:21 发表于:博客中国

任何当政者,都会有一种“善治天下”的冲动。这是人性使然,也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物质层次的需求能够轻易获得满足后,人们就会转而追求精神的、社会的更高价值目标。中国政府自履任以来,新招不断,一度被媒体誉为“新政”。其谋国事之诚、之勤,已不待言。但5年弹指即过,中国社会的问题仍然不断,社会危情也未得到显著改善。这一方面是社会演变过程中长期负面效应累积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往往也昭示着社会治理已陷入某种两难困境。

自文革终结以来,中国政府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维持了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基本稳定。这种成果是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取得的,它隐含了一种市场经济的逻辑:搞市场经济,必须依靠资本的整合和扩张能力,因此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奉行有利于资本的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强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资本力量的强大,二是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就是穆军、武克纲、杨鹏等企业界、学术界人士曾大力倡导的“工商文明”的逻辑。这种逻辑是真实存在的,近代西方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而国际上对于其它路径的探索,不是此路不通,就是好景不长。

但这条路径在中国近30年的实践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权力腐败猖獗、环境破坏严重、伦理道德沦丧。这些负面效应不但在所有转型国家、后发展国家都曾出现过,即使是今日颇令中国人羡慕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都曾或多或少出现过这些弊端。应该说,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但象中国这样集中、频繁地爆发,却也有自己的特殊原因。

这种特殊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其一,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力量的壮大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公权力与资本之间能够建立和维持一种良性关系,这就是康晓光所说的“精英联盟”之要义。但这种“联盟”关系只能限制在公共利益的桌面上,不能到桌下进行交易、权钱勾结谋取私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效制衡权力。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由于三权分立、多党制、言论自由等分权体制的存在,政治权力并非一强独大而是受到一定限制,产权制度保障了资本的独立利益,这两点共同促使权钱联盟能够向着有利于国家公共利益的方向演进;权钱勾结以谋私利的现象虽不能禁绝,但也受到相当遏制。但在当代中国,不但没有这种制衡权力的制度设置,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公权力与资本的良性互动还不能过多宣之于口(虽然已有“三个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只做不说”,这就变相鼓励了权钱的私下合作。“不受制约的权力”加“权钱结盟”,成为今日“中国病”最突出的根源。所以,提出“精英联盟”一说的康晓光先生也指出,须以“合作主义国家”等多项制度设计来制衡“精英联盟”,并且为其披上“仁政”的合法性外衣。

其二,市场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转型越快分化越快。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由于不能通过海外殖民地转嫁矛盾,分化的过程和结果必然更形激烈。更重要的是,这种分化在中国还有着与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截然不同的背景,王绍光先生称之为“社会主义传统”。其实,早在引进社会主义之前,中国自古即有“不患贫只患不均”的平民主义传统。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还并非仅仅是一种传统,“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至今仍然是构成政权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石,执政党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公有制,其核心价值即公平,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允许贫富两极分化?即使冠以“中国特色”、“初级阶段”等修饰限制,民众对贫富分化的认可度也必然是最低的,抵制的理由也必然是最充分的。政府面对反对它所主导的社会变化的左翼声音,不但不能进行有力的自我辩护,而且还必须在口头上表示赞成,这就使中国政府无法摆脱言行不一的窘境。

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就是这种难题。如果说第二个难题还能在财政收入保持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来缓解,那么第一个难题却因为陷入了某种悖论而无解:谁都知道权钱接近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没有这种合作又不行,其结果只会是国家竞争能力的最终丧失。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资本的社会化,但权力的强大及不受制约又使这条路至今无法畅通。中国的资本市场因力量不对称而“非理性”,又因非理性而无法承载资本社会化的功能,反而变成了少数人圈钱的游戏。因此,首先必须对权钱合作施加某种制度性限制。既然资本不能过度打压,就只能想办法制衡权力。但无论是自由选举、言论自由,还是多党竞争,这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衡经验都与现性体制的自上而下结构性高度不相容。要改变现行体制,则必须面对政治转型的不测之险——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中国政府当然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在不改变现行体制的底线上,他也只能一方面不断进行“新道路”的理论探索,一方面高调反腐。但迄今为止,理论探索没见成果,体制内反腐也被事实证明其速度赶不上腐化的速度。长此以往,社会财富将在权力杠杆的撬动下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此所引发的巨大“不公正感”,将撕裂整个社会,使“和谐社会”的建构永曰无期。


又名冼岩,自由撰稿人,现为美国多维新闻社专栏作家,香港《凤凰周刊》、北京《资本市场》特约撰稿人,文章广见于海内外媒体、网络。

  评论这张
 
阅读(132)| 评论(24)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