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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毛寿龙:解读专家学者这类现代“谋士”  

2007-08-13 12:23:05|  分类: 4漫谈国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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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毛寿龙:解读专家学者这类现代“谋士”
2006-12-29 13:28:45 来源: 环球人物  《环球人物》记者 肖莹

    核心提示:吴敬琏、胡鞍钢、蔡昉……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已成为“谋士”,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这一社会现象愈加引起人们关注和好奇:为什么他们能成为“谋士”?他们与古代的谋士有何区别?现代“谋士”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现代“谋士”不是“官”
记者:您如何对现代“谋士”进行定义?
毛寿龙:所谓现代“谋士”,是指那些为国家立法、行政以及相关决策活动,提供个人智力成果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一般来说,他们具有“仕”的背景,没有“官”的身份,最大特点就是——“不在其位谋其政”。

记者:那么,他们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谋士有何区别?
毛寿龙:由于古代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相当一部分“学而优”却不能“仕”的读书人,常以“门客”、“军师”、“幕僚”的身份,为那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主人”、“主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有时甚至以死相报。古代谋士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存在一定的人格依附关系,个人命运随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代“谋士”则不存在这种人格依附关系。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平时多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只在某些特定时期和场合,才转化为“谋士”身份,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重要依据、意见和建议。

记者:现代“谋士”是如何向政府决策部门建言献策的呢?
毛寿龙:主要有3种途径。其一,政府主动找到“谋士”征询意见。在起草法律、规划以及制定重大政策措施之前,政府往往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甚至直接邀请他们参与进来。其二,在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中,政府会应外方要求,为项目工作小组配备中方专家。这些专家其实就是“谋士”,他们在工作当中起着重要的参谋与智囊作用。其三,“谋士”可以将自己对政府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建议以及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交至决策部门。当然,他们也可以通过著书立说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只是不如以上3种途径直接。

记者:“谋士”和学者有什么不同?
毛寿龙:“谋士”多“建设”,学者多“评判”。具体来说,“谋士”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尽可能地剖析出深层次原因,并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而学者更多地是站在公众立场上去“评判”这些问题。打个比方,有个人失眠,学者会说“这是长期工作紧张的结果”,至于问题怎么解决,学者一般不去多说。但“谋士”不会这样,由于他对待此事的原则是确保这个人既要工作好也要睡着觉,因此他可能提出给这个人吃安眠药的建议。

记者:专家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一名合适的“谋士”?
毛寿龙:良好的专业基础跟学科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专家型谋士或者学者型谋士,对学科钻研不仅“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也就是说不能将自己纯粹地当作学者,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某个固定的专业领域。他应该进行大量的跨学科研究,拥有很广的知识面,并且要具备一种能力——准确地了解国情,及时地体察民意。还有一点,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年龄。这次“ 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平均年龄大约60岁,说明了资历和稳健这两个因素对于“谋士”的重要性。虽然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跃和开阔,但相对于年长一些的人来说,对整个国家的了解、研究还是不够全面、深入,思考也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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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专家学者的“谋士”作用?
毛寿龙:首先是政府决策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样一句话,专家学者说,普通人也说,但是效果就是不一样。除了身份的区别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专家学者的话语背后,有着严密的逻辑背景、扎实的学科基础和长期的研究积累。其次,是我们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现在强调科学发展,发挥专家学者特长、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这是一条必由之路。第三,现在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责任追究更加严格完善,官员们在决策时求教于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比过去增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谋士”的作用自然而然地显得特别重要。

记者:现代政府“谋士”中来自纯民间的不多,这是为什么?
毛寿龙:这主要是官方对来自纯民间的“智库”和“谋士”,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需求。个别政府部门甚至在决策过程中喜欢“做秀”,倾向于找那些立场和观点与自己接近的人担任顾问和参谋。打个比方说,某个部门进行项目论证,为了体现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第一次请来300个专家,结果发现其中有100个对项目持反对意见,于是第二次就换了100个对项目持肯定态度的专家来顶替。这样的项目论证和决策过程,显然带有“做秀”和“走过场”的色彩。另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纯民间研究机构受资金、信息等因素制约,发展还比较缓慢,建言献策的水平有待提高,这也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纯民间“谋士”较少的一个原因。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谋士”作用的充分发挥?
毛寿龙:从宏观上看,一方面,我国目前政府的决策力量系统还不够健全,最典型的就是“总理顾问”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大代表背后都缺乏专业的咨询与顾问团队,这也造成人大代表自身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微观上看,在产生“谋士”的专家学者群体中,因为学术渊源比较单一、学术流派数量较少,难以形成一个思想互动、观点互补的“谋士”团队。

记者:您认为理想化的“谋士”制度,应该是怎样一种状态?
毛寿龙:首先,重要的政治家都应有自己的顾问团或者专家组;其次,拥有一套科学完善的决策流程体系,将“谋士”意见拿到公众场合中,通过辩论、研讨、协商等途径,减少意见的个人色彩,使其逐渐变成公众的意见。其三,在执政的政治家身边,必须要有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同时存在。

记者:要想达到你说的这种状态,现在应该做好哪些事情?
毛寿龙:这需要政府和“谋士”双方共同努力。从政府角度来讲,既要营造一种学术自由和宽容的氛围,进一步公开政务,为专家研究提供便利;也要支持民间研究机构发展,以形成更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还要加大对一些重要决策研究的人力投入,这样一旦面临突发事件,就有专家及时建议建言,从而提高应对和化解危机的水平。从“谋士”自身来讲,应更加深入地研究国情民意,及时地跟踪政策走向,坚持务实性和前瞻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增强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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