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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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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党民主有解决方法  

2007-07-07 16:07:35|  分类: 4漫谈国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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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央党校教授:一党民主有解决方法
  南方人物周刊 博客专栏rwzk.vip.bokee.com  2007-07-04 10:30:37 发表于:博客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记者 王刚 发自北京

王长江的打扮有些古怪,上身二指背心,露着膀子,几分剽悍;下身西裤皮拖,透着优雅。与人交谈,他总是刻意保持着一段礼貌的距离,这个距离有2米,让你看不清他厚重眼镜背后的面部表情。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保持着这个距离,你靠近,他退后。
6月,房间里热得不行,他却依旧不开空调。因为家属院整个夏天都在号召节约用电,谁家空调开得太低是与节约社会的基本国策不符。这个房子是中央党校的房子,他人是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自然积极响应。
闷热、干燥的空气让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口干舌燥般的火药味。事实上,他说,整个6月,这样一种火药味就在他的生活中始终持续不断。导火索来自于5月底他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论述党内民主的,名字叫《辨析关于民主问题的几个疑虑》。在文章中王长江探讨了有关发展党内民主的几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即是:发展民主一定会导致多党制吗?他的结论是,不,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
他没有想到这个观点会在之后给他带来很多困扰。最初,在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碰到同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教授王贵秀,后者对他说,网络上把我们的观点对立起来了。
王贵秀之前在《北京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强调中共如果不合理分权,就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很近,外界多数认为,这是二王在理论上的一次交锋。一个坚持一党民主,一个坚持合理分权。
王贵秀当时问王长江怎么看这些评论,后者说,没什么看法,比较淡然。
再后来,外界关于王长江那个说法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媒体,整天围着他转。他都拒绝了。他说,香港媒体喜欢给学者扣帽子、分左右。
如今,他终于觉得这是一个说话的机会,接连两个小时,他没有喝一口水,而且之后还显得意犹未尽。

一党民主有解决方法
人物周刊:今天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你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当时你只是提出了问题,比如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能否搞民主;比如在不走三权分立的路子上能否找到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如今你再度发表文章,是不是已经对之前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王长江:一年来,我有一些逐渐定型的思路。我觉得一党内发展民主的提法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政党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政党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的一种互动。这就是民主政治。
这里的政党是一个概念,它到底是一党还是多党,还是政党和别的东西共同组成的一个混合体,都没有固定的模式。
西方通常认可多党制,一个党只能沟通一部分公众,许多党才能沟通全部。美国认为两党就可以了。选择一党的呢,成功的例子不多。为什么呢?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没有生存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这说明一党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这就取决于你一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魄力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包容性。过去意识形态没有包容性,经济上又搞的是计划经济,个人的利益诉求被压制,这就造成不允许利益沟通,是走不通的。
但是,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上看,不光都是失败的例子,也有个别成功的借鉴。比如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执政71年,在它的执政历史中它起的沟通作用还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第一承认了阶级存在;第二承认了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第三,它说,可以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怎么合作呢,通过政党内部的合作,在政党内部建立不同的阶级诉求体,把社会上最主要的几大阶级全部纳入党里面。通过党内的协调,成立若干机构,一个机构代表一个阶级,通过机构之间的沟通达到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沟通。

人物周刊:这和党内有派有什么区别?
王长江:这不是派别,这是通过机构的形式,以机构来体现,如设立工人部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通过部门协调切割出一些合理的利益分割点,通过合理的协调机制,工人和农民之间,农民和城市人之间都在一党内通过协调机制来达成沟通。
另一种方式是,比如日本的自民党,以党内派别的方式来解决,那也是解决的办法,而且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各阶级有了明确的代表者,这个代表者都是派别,这些派别都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有自己的报纸,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样一来它起的也是多党的作用,但这些多党都是包容在一个政党之内的。
一党民主,至少我们说它有这样两种解决的办法,不能说没有办法。
另外,不用政党,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政党来沟通,如今看来并不这么单一了,因为又出现了其他很多种形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今越来越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比如媒体、网络。像这些新兴介质的出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政党的部分功能。还有非政府组织。很大程度上民众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和公共权力达成沟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起公民与公权沟通作用的既有政党,又有媒体,又有非政府组织,这几块为我们组成了一个大的政党概念,即公民参与政治的工具概念。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当然可以达到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发展。因为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走多党制的路子,注定会出现大乱,遭殃的是老百姓。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没有发展民主的空间,我们现在眼前要走的是这一步。我的观念是,看现有的有没有空间,如果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这个路必须要走的。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我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包括分权监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认为在一党的基础上还是有的。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人物周刊:怎么在提倡一党民主的定义中,防止派别的产生?
王长江:很多人担心一党多派会有把政党引向分裂的危险。我觉得,列宁对于党内派别有明确的定义,他说,党内的所谓派别是有自己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的。
这几个因素缺一不可,斯大林最初也是按这个标准来套用不同意见的,最早他用这个标准说反对意见不是党内的派别。到了后来,斯大林羽翼丰满,他变了,他觉得不同意见都是派别,彻底的肃反扩大化了。虽然我们对斯大林的做法提出过批判,但是他对于派别的认识却继承下来了,只要是不同意见,就是派别。
于是到了现在,党员之间走一走,就是搞派别活动。这个认识是不对的,不科学。党内的不同意见始终存在,这种不同意见的相互联合应该被允许,而且绝对得允许。没有不同意见,选举怎么提名?
很多时候,我们把派别的界限模糊化了。派别必须得有自己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缺一不可。日本自民党的派别制就是这种形式。
作为一个党,党内该不该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该有,不同意见该不该互相连横,我觉得也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党,应该划清这个界限,比如提出控制,控制党员之间不能有组织,不能有纪律。其他的放开了,让他们去干,去干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恰恰不会形成党内有党。
为什么呢?这在过去可能(形成党内有党),因为过去每个人的阶级观点很对立,政治还停留在阶级政治的层面,一旦观点不同,那就有可能成为阶级立场不同,主张公平就是社会主义,主张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而现在这个鲜明的阶级立场互相渗透得模糊了,无法在这样一个平衡的面上找到很多利益共同点,我今天跟你观点一致,明天和你观点就不一致了。这样的局面下,党内加上一些硬性的规范,让这些观点流动起来,很难以形成固定的派别模式。
这就是我认为搞一党民主又不引发党内派别斗争的原因。大家的诉求都得到了交流,哪有矛盾?

重要的不是主张,而是理由
人物周刊:事实上,这些年外界对你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你是思想很创新的自由派,而另一些人把你看作保守派,你怎么看这些评价?
王长江:我隐约有听到,但是不知道他们把我划为哪一类。我是觉得实际上,不管现在的左派还是右派,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划分,我觉得你仔细去琢磨,就会发现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一样,都用的同一个方法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之前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一些之前已经被定性为左的或右的东西。他们在逻辑起点上是有共性的,如一说到一党,就认为是左派的,保守的。反之,即是多党制。
他们把这些简单的划分上升为常识去套用,去扣帽子。看你是主张一党还是主张多党,如果是一党,那肯定给你一个左派的帽子。而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看来,觉得你总想改变它,去动它,觉得我是右派,就又把我推到右边去了。造成我如今这样两边嫌弃的局面,左边也推我,右边也推我,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觉得恰恰是在当下,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左右来套用我们的理论。
重要的不是主张,而是支持你主张的理由,我想我的理由很清楚,就说你执政,但是有条件的,不管什么党执政,你都得是要满足条件的。如果你代表不了公众的利益,满足不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你即使是多党,那也是一党内的派系斗争。法国过去很长时间的政党生活是这样,政党很多,闹得很厉害,但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和精英在闹,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不谈国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多数人的暴政,知识分子们闹来闹去很少安静。

意大利曾经也有这样一个阶段。但你即使是一党,如果能够保证一个沟通的作用,能够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那么它就是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绝对地说,多党制好,一党制就不好。
我说,你可以给我划线,但是你得看我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很多人看到我的表面说,哦,他支持的是一党民主,他就是左派。实际上这并不是底线,关键在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去看待问题,根本在于对中国的民众如何,对中国的发展如何。有人提出要搞多党,老百姓都起来,不顾死活,只是一部分有知识的人在争来争去,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就像苏联的解体,很糟糕的。
反对者总要拿那些不是常识的常识来给人扣帽子。按照固有的理论延伸出来,一党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民主的选举,没有民主的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民主。这个简单的线性逻辑党外的一些人和党内一些保守派思路都是一样,只不过朝着两个方向,理论出发点都在一处。
事实上,我们这些年在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来自这两个集团的阻力是一样的大。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如一党和多党的关系,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关系,选举和竞争选举的关系,就是回答这些年来自这两个集团的声音。认为一说到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党内左派以此为依据叫嚣,党外人士也同样说风凉话,说所谓的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就得照搬,市场经济都照搬了,民主制度为什么不照搬。

改革阻力在中间层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发表后,很多文章探讨,是否最近党内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全面成熟?你怎么看?
王长江:我觉得政治这个东西不宜过分地热炒,因为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了一个标签,(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提这个概念。党外神经质,党内不舒服。一方要恶炒,一方要捂着。很没有意思。
现在不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怎么改的问题。也不是突破口的问题,而是怎么整体推进的问题。已经是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的势头。
整个党面对的压力都是有的,但到了各个层次压力是不等的,最高层一块,最基层一块,中间是一块。
如果执政党希望不要遭到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就必须考虑这些。必须得改,上层的动力是有的,但顾虑也是有的。
到了最基层,地方上,政治改革的积极性更大。最基层的压力直接来自于民众,很多中央的政策要落实到这里,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基层的党干部,而且基层的党员还得面对另一个现实,有责任而没有权力,权责不平衡。
最上层和基层都有政治改革的极高诉求,阻力在哪里呢?阻力在中层,特别是国家部委,他们把很多权力收回来后,权力大了,但是并不承担相应责任,他们没有太多改革的动力。
因此现在的局势是党内改革两头的动力都很足,但是中间层的动力不足,形成两头拖着中间走的态势,因此政治改革是一个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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