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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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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熊培云:只有此学者醒着,我们全睡着了?-关于历法  

2007-06-06 08:29:23|  分类: 4漫谈国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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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熊培云:只有此学者醒着,我们全睡着了?
2007-02-04 10:07:30 来源: 新京报(北京) 

    日前,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华声在线总编辑荣松和孙虹钢等网上倡议: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倡议书中提出,我们要有自己的纪年法。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
作者:熊培云 北京学者

太阳照样升起。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有点大事小情时,恐怕夜半还会失眠。然而,总是有人断定我们睡着了。不久前,有“十博士”联名号召大家不要过圣诞节,为的是“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就在这两天,据报道又有几位学者主张恢复“黄帝纪年”,其目的同样是“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

又逢“众人皆睡我独醒”,莫非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专家一呼吁,民众就昏迷”的文化怪圈里?同样身为国人,我们每天有条不紊地计算着自己拥有的时间与闲暇,准时约会、交朋会友、浏览网页,其间怎么就睡着了呢?然而,“唤醒者”总是信心满满,像是飞进我们鼻孔里的瞌睡虫,对我们脑袋近期及将来的运行状况了如指掌。

熟悉电脑者,知道自动恢复系统要有一个具体的备份时间,不知道几位学者们主张“恢复黄帝纪元”究竟从何时谈起。印象中中国并没有“黄帝纪元”这个传统。有据可查的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经学大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主张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纪元元年。但是,刘师培反对的主要是清朝披着帝王马褂的年号制,其所谓“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个笑话。至于其后诸如《民报》采用黄帝纪元也只是昙花一现。

无论如何夸大黄帝纪年在弘扬传统方面的作用,归根到底它不过是个计量时间的工具。中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月、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采用公元纪年制度,都是基于“便统计”、“便于交流”等考虑。

今天,中国使用公元已近百年,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统而启用黄帝纪元,除了制造计数上的混乱,让大家徒劳地多做几次四位数加减法,显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在我看来,“黄帝纪元”在中国不过是一种“伪传统”,或者说充其量是一种已经“死去了的传统”,以捍卫“死去了的传统”或者“伪传统”的名义来埋葬活着的传统、正在成长中的传统,不仅不是文化自救,反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虐与自残。对自己的文明做如此“净身运动”,长此以往,中华文明就只能退回到山顶洞里去画竖条来纪年。

公元纪年通行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纪年传统里找不出好产品。以传统纪元为例,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深受“拆迁文化”所害,留不下自己宝贵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拆迁不止于地理或者空间层面(比如像火烧阿房宫那样的改朝换代),它同样表现在时间或者纪元层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皇帝信奉“应天承运”,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为了开辟政治新篇章,皇帝在位时多注册若干吉祥如意的马甲作为年号,不厌其烦地让手提算盘的史官们跟在后面做加法。

细心者不难发现,这种在时间上改天换地、推倒重来的计算方法,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起构成了专制王朝的时空二维。一方面,皇帝老儿占尽了天下无双的沃土良田;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个个元年完成纪元上的一统江山、时间上的从头再来。

只可惜没有一个皇帝长生不老,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皇位更迭中,我们宝贵的历史光阴被无数年号割裂成文明的碎片。

回到公元纪年在全世界的普及,我们理应欣悦于人类文明的交融、认同与共同成长。近百年来的实践同样表明,公元纪元早已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我们却可以尽享人类文明的无数成果与惊喜,岂不快哉?!


附:许文胜教授简介 
许文胜教授,新生代著名易学专家,他潜心研究二十年,将中国易学及太极精髓与西方先进管理模式及经验相结合,成功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太极管理理论,震撼现今管理学界,带给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强烈冲击!它赋予了企业管理全新的理念与思维模型,特别适用于中国本土企业,同时也是对国际企业管理瓶颈的重大突破!
   
许教授现任北京博士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培训师,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易学管理研究室主任,国际新生代著名易学专家,国际太极易学会理事,东方网景创始人,赛达集团董事,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管理顾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ASU、Monaco、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学府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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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谈谈十位博士采用的纪年方法
    编者按:此文是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2006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因为文章同是讨论"黄帝纪元"的话题,故今日再次刊发,附于主文之后.
近日有十位名校博士生联名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宣言,对其主张如何评价,应作何反应,媒体和网上已有各种声音,我没有什么新的或特别不同的意见,无需赘言。我要说的是这份宣言结尾的纪年,原文是: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
西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十位博士生采用这样的纪年方法,自然在于证明他们充分尊重中国的传统干支纪年,但又考虑到公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所以又特意注明“西历”。不过,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即使根据中国传统,用干支纪年,一般也不必用干支纪月,纪日,因为就是在公历尚未通用的清朝,写上丙戌年某月某日就可以了。就是文人雅士,大概也没有多少人能记住月、日的干支,免不了还得翻翻黄历才能明白。

如果一定要复古,十位博士生又复得不够彻底。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过《离骚》,有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中国还有更早的太岁纪年,天干、地支都有相应的岁阳和岁名。采用这种方法,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就应记成“柔兆掩茂(年)屠维大渊献(月)重光大荒落(日)”。或许博士生们或其中某位博士生是知道这种写法的,他们大概也会意识到,如果这样写出来,绝大多数人会感到莫名其妙,所以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可见复古也得有个分寸,不是越古越好,越雅越强。

博士生们提倡爱国,我完全赞成。但须知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应该从守法做起。在中国,用什么方法纪年可是一件大事。以往皇帝登基后,立即要颁布新的年号,一般从下一年开始就得使用新年号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宣布采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历纪年”。也就是说,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定纪年是公历。博士生们在个人活动中采用什么纪年,完全有他们的自由,旁人不必干涉,但向公众发表一个正式的宣言,难道不应该遵守国家法令?至少应该将公历纪年放在前面才是!

至于将公历称为“西历”,也是不妥当的。本来,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都称“公历”,“西历”或“西元”流行于港台海外,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使用渐多。但既然国家曾明确立法,以公历为纪年,那么原来的“西历”或“西元”已经成为中国通用的“公历”或“公元”了。如果严格守法,就必须称为公元,连称公历都嫌不够正规,何况称为“西历”!

当然,这也怪不得博士生们,因为连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有时也不知道,在纪年问题上应该遵守国家法令。十几年前,一位领导在发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会上公然鼓吹以黄帝纪年,声称现在采用公历纪年“乏味”。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你个人完全可以感到“乏味”,但作为领导,你的公开、正式言论必须遵守《宪法》和相关的法令,岂能根据个人好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我这样说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希望博士生们更全面地了解传统和现实,以便使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准确。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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