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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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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转)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2007-06-18 08:01:49|  分类: 2启蒙新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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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作者:闲言 2007-06-15 18:10:34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一,与中世纪欧洲截然不同的语境
15-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它不但将当时欧洲人的精神从中世纪的神权枷锁下解脱出来,而且开创了一个思想文化与科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成为中古时代与近代分界的标志线。
当代中国在创造物质财富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显得苍白贫乏。就在西方人惊叹中国物质技术的进步、惊呼“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之时,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成了中国人的精神面孔。这种物质进步与精神堕落的反差,不但使中国人有愧于“中国世纪”这个伟大时代,也必将使物质的进步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它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前提和标志。有学者认为,这场复兴应该效法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以确立“个人价值本位”为精神座标。这种观点混淆了古今中外语境之别,是典型的食书不化和食洋不化。这种脱离具体语境和现实针对性、对西方话语的生搬硬套,是近20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的一大特色。根植在30年独一无二“中国道路”的实践这一得天独厚的基础上,却迟迟不能生长出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思想学术,这种邯郸学步的思想方法不但禁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国人精神的浮躁与萎靡。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强调“个人价值本位”,是为了冲击、抗衡神权对人类精神的奴役,使人从对神的匍伏下站立起来,赋予世俗利益以充分的正当性。这一过程在当代中国早已完成。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经过近30年商品经济大潮冲刷后,意识形态的捆绑早已荡然无存,个人价值、世俗利益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座标。当代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对世俗利益的追逐不是不足,而是过分。正因如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各自为阵,普遍丧失了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复兴就是要重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塑高于个人世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中国的主流话语系统。

二,超越而不只是学习西方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脉络不绝的文明,它曾经创造了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的奇迹。就在文艺复兴时代,中国还是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的神话。不难想象,如果当时的欧洲人象今天中国人一样,视比他们先进的中华文明为必须效仿的真理而生搬硬套的话,文艺复兴不可想象,欧洲也不会有能够领先于世界的狂飙突进,而只能匍伏在中国身后。
幸运的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后,东罗马帝国一大批传承了古希腊、罗马思想学术的人才西逃,使正要觉醒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精神血脉的文化宝藏。由于时代、语境的千年之隔,欧洲人对来自古希腊、罗马的话语已经无法生搬硬套,而必须根据现实的语境和需要予以创新,于是乃有了灿若星汉的文艺复兴。
当代中国同样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建基在数千年脉络传承、数十年独特路径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同样会涌现灿烂群星。但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引领民众精神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形成自觉: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不象今天一些人提倡的那样,只是简单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而是要象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既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同时也超越今天还相对先进的西方;中国的路径不是对西方“成功经验”的生搬硬套,而是在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属于自己、可以标示为“中国”的东西。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逐渐走到世界前列,引领风骚几百年。西方文明也确实铸造了现代化的辉煌,在创造前人难以想象的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在不停歇地进步,同时又清晰地、不容人误解地向世人标示着“西方”。但是,这种文明并非没有缺陷,一种基因的独特性往往既是其长处所在,也是其缺陷所在。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所显露的核战威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都与这种文明本身难以分割。现代性孕育于西方社会这一母体,现代性的弊端即是西方文明的弊端,体现了西方文明基因的局限性及其面对变化了的环境的不适应。当西方模式凭借市场和枪炮的力量扩展到东方时,更使东方经历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使东方社会陷入漫长的痛苦和屈辱之中。
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表明,人类文明或许又将面临新的转折,出现新的分际线。同样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可以洞察现代性的一些不如人意,却不能为走出这种不如人意提供解决方案。当此之际,许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思想者都将目光投向东方——只有植根于不同土壤的基因,才能为这片土壤上生长的作物提供免疫力。国内也开始有人重拾自信,1992年,季羡林发表了题为《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到了21世纪,30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30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2003年康晓光发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是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正式登堂入室的宣言。康晓光倡言:“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超越西方,再次站在世界的尖峰顶端,不但要继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华,而且要博采众长,提炼一种新的“中华文化”。文化“复兴”的重心不在继承,不在学习,而在创新。只有从最前沿的时代需要出发,才能创造出一种可弥补西方缺陷、适合新世纪的普适范式,中国的文化复兴才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揭开由现在走向未来的序幕,成为现代与后现代分界的标志线。

三,价值无高下,话语有强弱
中华文化真的能够脱胎换骨,超越西方,再次站在世界文明的顶端吗?对此许多人没有信心,认为中国进步只能追随西方故径,乱试乱动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结果还须从头再来。支撑这种认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说”,认为:由于构建西方社会模式的基本价值例如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世性,所以只能照搬,不容更改,更不能回避。
这种论调是随着冷战终结、西方占据话语强势、形成话语霸权而登峰造极的,它是西方社会利用话语权有意无意误导的结果。事实真相是,西方所彰扬的自由、民主价值固然具有普世性,但不仅西方价值如此,东方价值同样如此。实际上,任何价值都具有普世性。右翼的自由、左翼的平等,西方的人权,东方的仁义,无一不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相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不同适应性。所以,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能够作为核心价值支撑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世永不变的社会模式,一切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视具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种价值都没有必要绝对排斥其它价值,只不过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有着不同的轻重先后排序而已。
这就是隐藏在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争论背后的真实,也是思想争论永远不可能乾坤砥定的原因。价值无高下,话语有强弱,思想争论的意义,不仅仅是价值体系内部的排序之争,更重要的是物质世界的话语权之争。以国家为衡量单位,这种话语权之多少正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之大小的主要标志。对于全球西化的目标来说,西方话语霸权的作用不亚于其硬实力的优势。同理,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势,主要也是源于话语优势而非硬实力优势。
由此可见,当前部分国人信心的缺失,与西方话语的强势息息相关。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强化这种文化的话语权。要少一些鹦鹉学舌,在全国、全球放大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要复兴伟大,中国人首先要昂首挺胸,学会用“自己的声音”大声讲话!
——《凤凰周刊》2007年第17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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