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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任志强:房价要是铁律 宏观调控不能反市场化  

2007-05-21 09:38:36|  分类: 7财经科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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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任志强:房价要是铁律 宏观调控不能反市场化
2007-04-16 14:03:07 来源: 大洋网(广州) 

  我觉得市场化很重要,刚才汪同三解释了宏观调控,我觉得很重要,宏观调控出现更多的是反市场化和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倾向,比如说春运限价、银行查询收费问题、限制商品房的面积问题,你说哪一个是市场化的?

    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召开,以下为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演讲实录:
  
任志强:本来安排在下午,樊纲让我上午说,可能要回答一下樊纲提出的一些问题。解决樊纲提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来一次金融危机,就解决了。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不一样,经济学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明天会发生,都在习惯用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来证明或者是告诉大家明天有什么灾难,在预言明天危险时,警告不要出现过去的问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在努力做的事。我们是实业家,实业家比较现实,更多是怎样赚钱,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怎样的情况,在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发生的危机前,我们先把钱装在兜里。
  
现在经济学家担心经济资产产生泡沫,实业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资产的价格重复过程,比如说我们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是泡沫了,可是反过来,国外的那些实业家们都在花大量的钱去购买中国的房地产,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或者用购买力评价的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如说一千美元、两千美元,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是购买力在对资产的重新评估过程,认为东西太便宜而不是太贵了,所以成为一个反向。我觉得外国人也不会那么傻,当你说房价高的时候,他们来拼命买。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套,但是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学是一流的,这可能是实业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民众不一样,民众他们一方面为这些大腕的经济学家名头所吸引,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说像汪同三说的产能过剩,老百姓也说产能过剩,今天经济学家说流动性过剩,那么老百姓也说流动性过剩,不管什么都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他们又被实业家所吸引,就像今天的股市一样,大家都跟着。前一段时间,基金获利之后,就开始逃跑,基金一逃跑没有基础了,但是老百姓不听,能赚钱我就继续进。通常最后这个击鼓传花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就开始骂政府,骂所有的人,产生成不好的情绪。

我们说金融危机十年了,我们可以看一看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觉得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巨大的收益,我们最应该感谢,尤其是中国应该感谢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因为有金融危机才推动的,所以我们的金融外汇涨了一万两千亿,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可能不会有。中国的房地产也是最大的收益者,96、97年是中国93年宏观调控之后,全行业亏损了两年。中国在全行业出亏损的情况不是太多的,但是房地产在96、97年是全行业亏损,谁都没有赚钱。
 
98年因为金融危机出现了住房制度改革,所以开放了需求市场和住房的私有化,这才促进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老百姓的住房都好了,不管怎么骂娘,住房条件是好了,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当然也有一些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没有获益,但是多数人是这样。91年开放了土地,93年开放了供给,但是为什么96、97年出现亏损,就是没有需求,房子不是私人的。98年开放需求之后,有了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其他各种税收政策的支持等等,这些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本事,而是国家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所以有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了城市住房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是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是形成循环了,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朝代就开始往下败落,整个经济掉了,重要的原因不是后续的皇帝无能,而是前面的皇帝定了政策,他们不敢突破,变成了我们不能对外开放。鸦片战争,外来侵略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文化是可以共苦不能共甘,你根本不能在好日子的时候进行自我的革命,一定是在坏日子时革命,雍正王朝的改革就是因为国库无银,国库要有钱的话大家一定贪污,所以这个逻辑形成,外来危机促成我们的改革。

在发展的过程中,恰恰是因为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加大对外开放,不得不更加市场化,不得不重视市场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影响到政府主导的政策制订等等。封闭的中国是以被开放的世界金融所影响的时候,关闭已经不能发展自己了,谢平刚才说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改革是不行的,樊纲说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你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改革,一定要融入世界市场。所以必须用你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去与世界接轨,但是当我们经济这几年发展之后,突然进入了经济的转型,富起来了,因此又面临了一次更加保守的关闭去市场化和反改革的一些倾向。

我认为才出现了樊纲所说的东西,如果更市场化一些,或者是把政府的干预,或者是影响改革的东西去除掉一些,也许那些东西用市场的方法就去除了。汤敏说可能出现一些陷井,这些陷井都可能因为我们去市场化的一些因素,而最终造成就是陷井,但是如果市场化的因素更高一些,也可能这些东西不再是陷井。我们不能说希望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痛苦是全世界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金融危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忘了我们必须融入世界大经济环境中考虑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必须要高度的市场化。

我们认为最大的危机,不是世界变了,也不是中国的能源紧张,更不是金融风险问题,而是中国要不要坚决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假定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或者不考虑去市场化的东西,那么能源、金融危机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看,我觉得市场化很重要,刚才汪同三解释了宏观调控,我觉得很重要,宏观调控出现更多的是反市场化和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倾向,比如说春运限价、银行查询收费问题、限制商品房的面积问题,你说哪一个是市场化的?最近在开广州交易会,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房价都在涨,你是不是下了一个命令广交会期间房价不能涨,没有人说这个话,实际上市场化已经在全世界通行了,在香港旺季和淡季时有不同的酒店价格,这就是价值规律。

取消价值规律一定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或者说其他的危机。我们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出现危机之前,还在坚持这些东西,而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先要承认我们确实在很多经济政策上有一些去市场化的问题,那就可能必然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的出现。那么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可能不是在讨论创造财富,而是在讨论分配财富。汤敏特别强调了我们要注重一次分配,注重一次分配中的共享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二次分配代表一次分配,仅仅用二次分配的来解决一次分配的转移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财富就会转移了。

我觉得樊纲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过剩储蓄,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到国外,既然中国人解决不了,就转移到国外去,但是其实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很高明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卖给外资将储蓄对外转移,最近我们都说的原罪问题,都可能使这种趋势加剧。我们想想土地承包制是不是违法?土地承包制时宪法说土地是不能承包的,党中央有文件,很清楚的。所以说如果从改革的最初开始,都是存在着原罪的问题。任何一样的改革都是这样,我们的土地承包是在土地承包制冒险实行之后,才不得不去修改的宪法。用这个理论来说明,那么在所有改革初期的民营企业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原罪,所以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倒过去必然出现危机,这是我们的政策指引出现的。

一季度又增长了这么多税,税收这么几年连续的增长,要调节这些问题,不仅是看到国家今年的税收增长,可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和社会舆论,更多的是要求财富分配公平,不是说一次分配中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而是一次分配没有解决好劳动力、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和共享问题,很多人都说企业暴利问题,希望劳动者可以买一个低价产品,我就说限价商品房,第一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出台双限房和限价商品房的法律,我们最大的法是房地产法,宪法中也没有,这都没有规定,没有通过听证会。

限价是去市场化的,本来十万块钱的东西,政府告诉你可以卖四万块钱,我是卖四万块钱,可是买的人当四万块钱使用吗?不是,他是按照十万块钱用。当我们的产品价值被低估时,人家就会说你怎么把四万块钱当十万块钱分配,所以实际上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居住权利的保障。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限价房加剧了收入分配更加不合理,矛盾加大,包括贫富差距,包括汤敏举的几个例子,要不然贫民窟,反正就是这些陷井,就有可能因为这些制度创造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不是我们太富了,就像樊纲说的,不是我们收入太多了才产生了流动性过剩,或者是储蓄过剩,而是我们的制度不完整,除了日本是泡沫之外,其他危机是发生在不是太富的国家,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自己就解决了,不会形成全球化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行,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弱小,一个索罗斯就把你弄乱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今天出来一个,明天出来一个,后天出来一个,而且还有部门的利益加在其中,政策永远是前后矛盾、左右矛盾。

吴行长在这里,外汇管理局限制外资购买商品房有一个规定,外资一定要设办事处,要求把你的产权落在办事处上,建设部就不同意,办事处是在中国没有法人地位的,外汇局又说了,要变成这样的话,外汇控制就管不住了。没有法人地位,怎么能有房产证呢?现在我们的政策,各个部门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造成我们所有的政策几乎是无法执行的,比如说外汇管理局说你得有劳动合约,人家是董事长,董事长跟董事长无法签合约。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关键是靠市场来解决矛盾还是靠行政干预解决,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是无法靠行政命令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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