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以网为报,欲开启民智、警醒国人、宣扬民主、启蒙科学 QQ-438642353

 
 
 

日志

 
 
关于我

为文之初,当针砭时弊,剔除丑恶,针针见血,剑剑封喉。以求警醒国人,开启民智,宣扬科学,普及民主之效。 志大才疏,曲高和寡,积习难改,路无回头,万人皆醉我独醒,万马齐喑我独鸣

网易考拉推荐

(转)中国经济难摆脱行政干预之谜  

2007-03-08 08:51:48|  分类: 4漫谈国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转)中国经济难摆脱行政干预之谜

原作者和时间佚,知情者请告知补记

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干预令世人侧目,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是中国迄今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原因;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与学界的主流声音相呼应,中国的经济管理当局一再誓言要减少行政干预,但在实践中却又不得不一再倚重行政干预。这种声音与行为、主观意愿与客观需要的二律背反,在去年的宏观调控中达到了顶点,引发了国内外政、学、商各界的广泛争论,这也是中国本届政府所遭遇到的最大挑战。本文试图拨开其中各种思想争论的硝烟迷雾,透视这种二律背反背后的客观原因和深层机制。
  
  一,国有经济是国家干预的理由
    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虽然基本的市场体系框架已经确立,但国家仍然掌控了大量重要的经济资源。这不仅包括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几乎全部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国家掌控了资金、土地等主要生产要素,拥有对劳动力要素的控制能力,同时垄断了某些高赢利行业。由于国有化运作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导致本应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和上述大量经济资源对市场的价格信号不敏感,市场不能有效行使配置功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手段不能轻言退出。也就是说,正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市场机制的力量单薄,许多微观经济单位和生产要素只服从行政信号,因此行政指令才成为必须;国有经济成分的存在,是国家干预必不可少的主要原因。
  国家拥有就是国家干预的理由,这虽然荒诞,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改革才倍加艰辛。市场化改革要求减少国家干预,而当前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却离不开国家干预,改革的对象正是目前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手段,改革的目的是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于是改革呈现二律背反。显然,在国家仍然掌控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手段退出,由于市场信号无力调节经济体系中的非市场因素,必然导致经济运行失序,经济行为紊乱,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不可能;在广义的“国*退民进”完成之前,行政退出必然损害经济增长,规范高效的市场体系事实上无法真正确立。

  二,行政干预是现阶段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法宝”
    国际主流观点将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归结为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价格优势,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表现远优于其它同样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事实上,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可避免要涉及经济以外的因素。经济学的观点,往往只说明了现象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充分理解中国奇迹,原因必须到经济之外寻找,或者说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必须作出扩充和修正。
    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从观念教条出发,不愿意承认行政干预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作用;一提到行政干预和国有成份,他们眼中就只有诸如扭曲市场、助长腐败等等弊端。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实际效果上利弊兼具,行政干预和国有成份才难以根除,甚至连根治性的手段都无法出台。“国退民进”是治本之方,但它不但要面对社会公平和传统意识形态等种种障碍,而且在操作上也困难重重,注定只能缓缓而进。
    自1992年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以来,中国经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行政干预是1993年的宏观调控、1998年的启动内需以及2004年的再次调控。1993、2004年两次调控,都是针对由不受市场信号调节的国有经济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投资过热(其中民间的投资过热实质也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软预算约束所致);1998年的财政带动内需,则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对抗经济周期。虽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说经济周期是正常的自然现象,无需人为抑制,但市场并非自圆自足。自凯恩斯以来,各国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无一不将财政、货币手段作为对抗或平抑周期的手段,“市场配置+宏观调控”已成为各国经济运行的常态。中国财政调节手段的力度之大、行政介入之深,为市场国家所罕见,这当然是因为象中国这样正处在转型中的准市场国家其经济社会结构承受不了周期衰退的打击。
    更广泛、更有力的行政干预存在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动作之外,见之于地方和部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日常运作之中。正是由于各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各种分别闲置的生产要素才能以比市场配置更高的速率组合在一起、快速形成生产力,打造出持续增长20多年、在全球性衰退中保持了“一枝独秀”的经济奇迹。经济学一般认为,行政干预会导致比市场配置更高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但是,在中国的具体约束条件下,在各地竞相争取“跨越式发展”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行政整合表现了比市场调节更低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这当然与行政权力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有关,即与国家直接掌控了大量经济资源有关。但是,并非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能做到交易费用较低,关键取决于行政权力在具体情境中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利益格局。
    寻租趋利是权力代理者的本性,如果行政官员在经济环境的改善中所获得的收益可大于他直接运用“合法伤害权”(吴思语)所索取的收益,他就会真心实意致力于交易费用的降低;如果行政官员在经济环境的改善中所获得的收益小于他直接运用“合法伤害权”所可索取的收益,他自然会倾向直接运用“合法伤害权”牟利,而对要求降低交易费用的正式政策阳奉阴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由于政府官员或其家属直接从事工商活动的机会较多,降低交易费用符合其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地方财政“分灶吃饭”格局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增长能够很大比例直接转化为官员个人或其部门的收益,因此官员阶层无须单纯依靠“合法伤害权”提高收入;反之,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除少数特殊行业外,官员或其家属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有限,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的财政状况一直紧张、困难,需要投入的缺口较大,税收增长只能先填缺口,经济增长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转化为官员个人或部门利益,因此官员及其部门只能抱住“合法伤害权”不放。这就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和政府官员的收入水平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差距的根本原因。
    另一重要现象是,越是财政收入依赖于非国有经济的地方,政府治理经济环境越认真、越见成效。即使是经济环境治理较差、交易费用较高的地区,由于行政干预可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低,因此对投资者仍然有吸引力。显然,无论是交易费用还是生产要素价格的低企,都与政府直接掌控大量经济资源有关。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未必能够带来最好的生产效率,但它确实能够使交易易于实现,具有较好的交易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配置方式实际上对名义上的“投资主体”最有利,这就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各地的“投资热”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
    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在各地区、各行业竞相创造“政绩”以及权力寻租冲动的驱使下,即使是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创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的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会满足于仅将行政权力运行于降低交易费用,而必然要想方设法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频频制造“投资过热”。如此一来,无论沿海、内地,经济增长不但总要与“投资过热”如影随形,而且总要付出廉价出让国有资源的代价,甚且要付出损害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代价。
  
  三,“国退民进”是中国经济最终摆脱行政干预的不二法门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模式”既是保持当前经济持续增长的应急手段,也是实施中国式“国*退民进”、为确立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扫清障碍的渐进之路;它的最大弊端是触犯了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法则,使财富蒙上了“原罪”阴影,不能不经历“郎咸平风暴”。
  这种以廉价出让国有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其出现又有其必然,并非让其退出就能退出,说它改变就能改变。更深入一层看,个体或群体选择是面对一定利害格局时权衡利弊的结果,社会选择则是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下众多个体或群体选择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发展经济”这一大局下,“中国模式”与各方面、各群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多方参与博弈自发形成的模式,而不是单方面指令造成的结果。只要不改变当前以国家掌控大量经济资源为基础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中国模式”就不可能真正改变。因此,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来看,通过“国*退民进”最终建立规范高效的市场体系,这一过程无法回避。只不过在操作上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既能够低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又尽量能够使民众普遍接受。
    出路就在眼前,就在现行道路的旁边。关键是不能只注目于点滴公平,而必须着眼于大局公正。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在继续以廉价出让国有资源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渐行“国*退民进”战略的同时,国家投入更多财力用于社会保障,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这种方式只要操作得当(关键是要保证在社会保障及福利救济方面的投入,与之配套的措施是严格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之东欧、俄罗斯的所谓“证券私*有化”或“货币私*有化”,能够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带来更多实惠,中国的转型之路也会更加平稳、社会为转型支付的成本也较小。
    毫无疑问,当“国*退民进”基本完成、国有资源被社会化殆尽后,行政对经济的深度介入既再无必要,也再无可能。中国将失去以行政助长经济的方便手段(这种手段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将被大幅削弱应对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对抗经济周期的能力,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也会大幅增高;能够得到的回报是,中国有可能真正确立健康规范的市场体系、使经济发展步入良性自循环轨道,进而简化和清澈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

  四,资本力量的增长及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功能是孕育中国未来变化的关键
    民间社会本身的变化也将与上一过程同步。当前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精英联盟及其普遍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其发生有其必然。从民间资本的需要看,以钱交权既是为了逐利,也是为了避祸,即免于遭受政府官员的“合法伤害”。当国有资源被消化殆尽后,权钱交易对民间资本来说将无利可图,剩下的唯一作用就是避祸自保。此时,作为个人,民间资本仍然有可能通过结交权力、权钱交易等形式来寻求保护;但作为整体,民间资本必然会集体谋求低成本的自保之道。这个低成本之道就是在制度上制衡政府权力,因此,民间资本在此阶段始则会呼吁廉政、法治,继则会支持宪政、民主,它将成为政治转型的最强推动力量。
    民间资本从其自身处境出发,最不愿意与政治权力处于公开对抗状态;但在非对抗性的博羿中,民间资本拥有最强大的潜力,这种二重性决定了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就目前而言,由于政府仍然掌控着关乎资本成败利钝的经济资源,也由于第一代民间资本的“原罪”阴影未散,经济精英还愿意在精英联盟中屈居政治精英之下,以权钱交易的方式任对方予取予求。但是,随着“国*退民进”的深入以及“原罪”逐渐被漂白,经济精英的腰杆将越挺越直。即使在今天,民间资本也已经开始分化,即已经分化出无须依赖权力、可以完全扎根于市场的成份。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是,资本的力量及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尽管资本在政治方面还远不足以与权力分庭抗礼、正面对抗,尽管受到上层猜忌和下层敌视的双重打压、刻意保持了低调,但资本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作用在政治方面也已经日见明显。各种与政治有关的资源在经济利益的整合下在不断以各种名义向资本靠拢,逐渐在其旗下聚合;不少多元力量的背后,都依稀可以看到资本的影子。虽然康晓光先生精辟论证了当今精英联盟的稳固性和有效性,但相对于一元化的政治结构而言,资本终究会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不仅如此,相对于当前为社会多元力量所重点关注的独立工会、农会而言,或许只有资本的整合才是现有条件下民间社会延伸自组织结构的可行方向,只有资本才能为社会的未来变迁提供组织化基础。当前的形势是,山雨未来,风已满楼;种子已撒下,只等合适的土壤发芽、生长--这一过程根植于现代工商社会的内在结构之中,势不可挡。
    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国退民进”的完成之日,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转换、市场规范确立之时,它甚且有可能成为新的政治进程启动的“拐点”。到那时,政府的经济职能将限于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除部分战略产业外,政府将不会再对微观经济进行深度介入。
       

  评论这张
 
阅读(22)|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