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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钟声-修身、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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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法国外交官书信中的动荡中国   

2007-03-22 08:40:41|  分类: 6时光遂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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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法国外交官书信中的动荡中国
- 傅国涌         
http://blog.sina.com.cn/fuguoyong                  

                   从1909年到1945年,一位叫做儒勒·乐和甘的法国人从24岁踏上中国的土地起,直到1945年在哈尔滨去世,在漫长的36年间,他曾先后在成都、汉口、天津、北京、重庆、海口、广州、汕头、上海、香港、哈尔滨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个普通的驻华领事的身份,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法语和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的动荡岁月(法国博里斯·马尔坦著
                   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岳麓书社2005年5月)。
                  
                   他对这片苦难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挣扎、努力、奋斗的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1915年12月,他在参观了圆明园废墟之后写道:“圆明园作为远东独一无二的丰碑只余下破碎的喷泉、摇晃的墙壁、倒塌的楼梯、塞满瓦砾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开的墙洞,牌坊通向新的废墟。”他为这个壮丽的园林的毁灭而感叹,他为英国军人在1860年的“愚蠢的破坏欲”而吃惊。儒勒·乐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1909年到1926年写给远在法国的母亲的,那正是20世纪中国最动荡不安、最有戏剧性的年代,他的信因为他母亲的去世而中断,以后只有一些断断续续写给法国公使的报告和写给妻子的家书。这些被束之高阁、尘封了60多年的书信、发黄的老照片,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被后人发现。
                  1911年,年轻的儒勒·乐和甘在四川亲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他在9月7日拍下了被四川总督、“屠夫”赵尔丰杀害的平民横尸街头的珍贵照片,他发现北京报纸上清王朝的官方评论与他的所闻所见并不一致。这年10月16日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
                  “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残暴的清廷已到了强弩之末,当保路运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武昌枪声又响了。儒勒·乐和甘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这场革命,看到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第二年8月,他从成都沿江东下时,手持的护照赫然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外务司”发给他的。
                  1913年,他在汉口见证了孙中山、黄兴等民国缔造者再度成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8月19日的家书中不无凄然地告诉远在巴黎的母亲:“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只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下,这么昂贵的方式不可能长久使用。”9月3日,针对他母亲关于什么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问,他这样回答:“你问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义。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让议员们去叫嚷,尽管有时他们叫得有道理。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自由,甚至他敌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动荡。”
                  1914年3月10日,他还是在汉口写信,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民国在他眼里——“我们这里现今比12月2日之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3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这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西方普通外交官当时的评价,后世想为袁评功摆好、为袁翻案、同情之理解袁之作为的治史者读到这些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紧接着,袁世凯以一手操纵、量身定做的“新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可以无限制,实际上做到了终身总统,还可以推荐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与皇帝已只隔一层薄薄窗户纸。在法国这个大革命的发源地成长起来儒勒·乐和甘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把戏隐含的危机。他在1915年2月4日写的信中说:
                  “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然而,袁世凯仍不满足,他要进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终身总统制变成帝制,把民国变成他的家天下。当时正值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迷信的袁氏忙于分封公侯嫔妃,压根就没有想到皇帝梦只是一朵毫不鲜艳的昙花。当年12月25日,曾做过云南都督的蔡锷等在遥远的云南宣布独立,打出了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旗帜,要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三天后,儒勒·乐和甘写信给母亲:“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结束得很糟。我不仅是说因数月来最恐怖的战争而流血的欧洲,还有这里的老中国,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橘子皮上。这次,这块橘子皮叫云南革命,……云南方面宣布云南独立,大家认为另一些省也会效仿。”
                  “橘子皮”,多么形象的比喻,连一个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袁之老谋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为可以把民国的车倒退回去,不亦悲乎?局势就像他所预料,他在1916年1月19日的信中说:“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
                  果然没有多久,袁就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由副总统而总统。
                  当年6月25日,黎接见外交使团的仪式在中南海的总统府举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那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寥寥数语便将袁氏崩后,袁家子孙妻妾争财产的丑态勾勒出来了。儒勒·乐和甘断言:“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他的预料不是没有根据的,1917年6月6日,他在北京写信给母亲,“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为达成妥协,在天津北京之间官方半官方的使团间穿梭。”6月13日,“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只要与前任临时总理一同签署就能做到)。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愈演愈烈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丑剧再次登场,又迅速烟消云散,只是给世界看了笑话。7月11日,儒勒·乐和甘在信中说:“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也是从他的信中我们才知道,7月18日中午是德国人帮助将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这一切似乎都验证了儒勒·乐和甘在1913年8月说的——“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1921年3月,儒勒·乐和甘在重庆目睹了农民奋起反对军阀统治、遭到血腥镇压的一幕,农民们横尸江边,带头青年的头颅被割下游街示众,“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大致上就证实了他的预言。
                   1925年,连接着上海
                  “五卅运动”浪潮的延续半年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是造成中国工人民众死60人、陆军学生死23人、法国人死4人的“沙基惨案”,儒勒·乐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国领事,是重要的见证人,在被罢工工人包围的几个月里,租界几乎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他在8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命必需品由香港提供。”直到12月1日,沙面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重整山河的机会,儒勒·乐和甘看到了,他同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
                  1945年2月13日,不到60岁的儒勒·乐和甘在冰雪覆盖、天寒地冻的哈尔滨法国领事馆孤独地谢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法国领事馆的官方说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当时哈尔滨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多年后,与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莱叶耶神父肯定地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这为他的死添了几分神秘,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答案。有意思的是,儒勒·乐和甘在中国的旅程就是从穿越东北开始的,三十六年前,24岁的他第一次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写信给心爱的妈妈:“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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