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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政治排斥问题初探  

2007-01-18 08:52:43|  分类: 2启蒙新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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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政治排斥问题初探
2006-08-22 10:45:50 来源: 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李景治 熊光清

摘要:
政治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履行政治义务和享受政治权利的状态。政治排斥是与民主精神不相容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会阻碍政治发展的进程,并增大政治发展的风险。
政治排斥(Political exclusion)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从人类有政治活动以来就产生了,但明确提出“政治排斥”这一概念则是在近几年。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排斥问题的过程中,把政治排斥作为社会排斥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加速,政治排斥现象的产生获得了新的滋生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摒弃和消除政治排斥现象,加强社会融合和政治整合显得十分重要。

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社会问题产生了,并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同时,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社会融合的任务相当艰巨,社会整合的问题也不断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对许多社会问题非常关注,他们中许多人对部分社会成员的窘迫境遇(disadvantage)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由此提出许多相关的概念,如贫困(poverty)、剥夺(deprivat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等来讨论和研究这一问题。[i]社会排斥理论将对窘迫境遇的研究从单一层面转向多维层面、从静态转向动态,从而成为其中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并对许多国家以及欧盟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法国学者维莱·勒内(René Lenior) 1974年首先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他估计当时法国受排斥者构成了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包括精神病患者、身体残疾者、有自杀倾向者、老年病人、受虐待的儿童、吸食毒品者、有越轨行为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者和社会不适应者。[ii]但维莱·勒内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涵义进行明确的界定,不过从以上列举中可以看出,其中相当多的群体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后,许多学者,还有欧洲共同体的一些部门对社会排斥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不过,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一般包括全部或者部分下列因素:与窘迫境遇相关的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个人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住房;居住环境或者居民群体;窘迫境遇产生的社会、经济和制度过程;属于个人、群体或者社区的结果。[1]1993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相当综合性的定义,即:“社会排斥是指由于多重的和变化的因素导致人民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正常交流、实践和权利之外。贫困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因素之一,社会排斥也指不能享受住房、教育、健康和服务的充分权利。”[iii]尽管此后许多学者不断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定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强调了与社会排斥相关的多种因素,揭示了社会排斥的动态性和多样性。
20世纪90年代期间,社会排斥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政策讨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欧盟甚至在其社会政策中把反社会排斥作为关键性目标,许多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反社会排斥的力度。同时,学者们对社会排斥的范式(paradigm)和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美国学者希拉里·西尔维(Hilary Silver)提出了社会排斥理论的三个范式:团结范式(solidarity paradigm)、专门化范式(specialization paradigm)和垄断范式(monopoly paradigm)。[2]每一种范式表示不同原因引起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排斥,这三个范式对社会排斥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学者简妮·珀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构建了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她认为,社会排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政治、街区、个人、居住环境、群体等几个层面。她还列出了每一层面的具体指标。例如,社会排斥经济层面的指标就包括:长期失业、无业游民或没有稳定的工作、无工作家庭、收入贫困。[3]正是在构建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简妮·珀西-史密斯对政治排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二 、什么是政治排斥呢?[iv]
如果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有很多学者对政治排斥早就进行过研究,并且一直对这种现象十分关注。比如:马克思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实际上不仅认识到了政治排斥现象的存在,而且指出了政治排斥的阶级实质。意大利学者加塔诺·莫斯卡认为,在任何形式的国家,总是人数较少的统治阶级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4]可以说,加塔诺·莫斯卡在这里也指出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排斥问题。当代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政治制度包涵六种要素,即: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自由、公平和经常性的选举活动;表达自由;通过可选择性的渠道获取信息的权利;社会自治;同一的公民权。其中同一的公民权是指任一长期居住在一个国家并受制于其法律的成年人都拥有其他人可以获得并且具有的其他五种政治制度要素的相关权利。[5]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同一的公民权也就是不存在政治排斥。
西方学者近年来明确提出了政治排斥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认为:政治排斥通常是指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利的正式排斥,是反民主政治实践和政治程序的结果,以及话语霸权的发展。[6]她还对政治排斥与政治控制(political domination)进行了比较,她认为,在政治理论的文献中,这两个词很多时候彼此模糊,使用时没有差异。但它们之间也有一定差异,与政治控制相比,政治排斥更简单、更有限一些。[7]迈克·格迪斯(Mike Geddes)认为:政治排斥就是“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被孤立在主流政治过程之外,并且有关它们生活的决策由其他人来决定。”他认为,政治排斥主要集中在内城区(inner cities)、边缘居民区(peripheral housing estates)、或者贫困城郊社区(poor rural communities)。[v]简妮·珀西-史密斯在考察社会排斥问题时,提醒人们要注意到社会排斥中的政治排斥问题,并且对政治排斥进行了相当系统的论述。她认为:“社会排斥在政治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参与影响与自身生活相关决策的能力。” [8]在她看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里,公民权的行使是由个人决定的。与公民权相联系的义务(如:纳税,遵守法律)是强制性的,而权利就不一样。决定是否参加选民登记,是否参加地方的、全国的和欧洲选举,是否参加工会,是否在选举中作为竞选者,是否成为政党的活动家,是否参加社区组织,等等,都由作为个体的公民自己决定。如果非参与的水平不是太高或者非参与者是随机分布于各社会或经济群体,也许就不会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可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非参与者往往与社会和经济中的窘迫境遇密切相关。这就说明人口中相当比例的最为脆弱的群体(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s)正在被有效的政治话语所摒弃。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群体已经对政治过程没有兴趣,他们认为不值得参与政治。[9]综合以上这些学者的认识,笔者认为,政治排斥是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状态。


那么,衡量政治排斥的指标有哪些呢?简妮·珀西-史密斯列举了以下几种:缺乏授权,缺乏政治权利,选举登记率低,投票率低,社区活动水平低,没有或者缺乏对政治过程的信心,社会动荡或者社会失序。[10]她把不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分为四种类型。有两种类型可以被看作是被动排斥。第一种类型的群体是被正式排除在公民权利之外,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话语权。第二种类型的群体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但是他们的个人状况(如身体残疾)使他们事实上被排斥了。还有两种类型可以说是自我排斥。第一种类型的群体是把不参与政治作为一种自觉选择,换句话说,对他们而言,不参与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第二种类型的群体他们不参与政治不是自觉选择,而是因为下列一个或者多个原因,例如:缺乏与政治、政治过程和政治参与机会相关的信息、知识与理解力;政治参与不是他们日常经验或期望的一部分;对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陌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社会权利。[11]简单地说,简妮·珀西-史密斯列举的衡量政治排斥的指标主要与政治参与度和政治稳定度相关;她阐述的造成政治排斥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个人自我原因造成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可以说政治排斥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当今所谓最民主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现象。因为即便一个国家给予了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并且为其行使政治权利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公民是否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参与度很低,不仅本身就表现政治排斥现象是存在的,而且可视为政治排斥问题比较严重。 
 
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加速,政治排斥现象的产生获得了新的滋生土壤。政治排斥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从而阻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进程。因而,控制和解决政治排斥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十分重要。
第一,政治排斥不利于公民权的行使,有悖于民主精神。在民主国家,公民权自动赋予符合一个国家国籍条件的一定领土上的居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义务。莫里斯·瑞切(Maurice Roche)和卫克·贝克尔(Rik Van Berkel)对公民权(citizenship)作了一个十分经典的定义,他们认为,公民权是“国家很大程度上并且不排斥地承诺和保证公民拥有一系列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与义务,并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利与义务”。[12]莫里斯·瑞切和卫克·贝克尔这一定义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拥有公民权的重要性,也揭示了要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尽管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会赋予公民合法的公民权,但是政治排斥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十分普遍。问题就在于,有时候可能是个人没有行使这些权利与义务的能力,有时候可能是国家没有提供公民行使这些权利与义务的基本条件。显然,一旦出现公民没有行使其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的情况,就可以认为是出现了政治排斥的现象。
政治排斥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政治排斥的存在意味着一部分公民处于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平等享有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甚至于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也不能参与到政治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从而与政治民主要求的公民权利平等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相背离。这种现象是任何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应当摒弃和消除的。摒弃和消除政治排斥,要求国家不仅要赋予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国家也要为公民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实现提供和创造便利的条件,确保公民政治权利与义务真正得以实现。
第二,政治排斥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政治排斥会阻碍社会融合,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政治排斥把一部分社会群体从主流社会中隔离开来,使他们处于边缘化状态,让他们陷入孤立境地,就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社会分裂和社会不稳定。有相当多的英国学者曾对犯罪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凯瑟琳·怀勒(Catherine Jones Finer)认为:“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社会排斥的产物,也不是所有的社会排斥都会导致犯罪。然而,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发现,就个人过错而言,犯罪是社会排斥的产物,并且此类犯罪可以理解为社会结构和物质条件的表现形式。”
[13]约翰·匹特斯(John Pitts)和提姆·霍普(Tim Hope)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排斥导致的收入、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公趋势的增长,社会混乱指数(包括犯罪活动的受害者、暴力行为、毒品滥用)也在增长。[14]显然,这种状态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代人口流动和职业变动的加速,使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不断发生变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原住居民和先到者对后来者的排斥问题,从而对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国家出现的城市原住居民对城市新移民的政治排斥,以及城市原住居民与城市新移民两大群体间的分裂就是明显的例证。美国学者罗宾莱·古德拉德(Robina Goodlad)等人认为,应当强调政治参与和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政治排斥被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视为城市中明显的社会区域性分裂的例证。[15]一个群体和个人只有能以较短的时间融合到新的场所中去,融入到新的群体和环境中去,才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而社会群体间对立和社会分裂则会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稳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消除群体间的对立与分裂,增进社会融合。
第三,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排斥增大了政治发展中的风险。政治风险是政治变革和政治发展过程中危及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从而使政治发展受挫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政治风险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必须审慎关注的问题。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风险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应当尽可能使政治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之下,不至于使其转化成政治危机,或者出现政治动荡的局面。在推进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要关注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相关问题,并对其危及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的程度进行科学评估,尽可能化解或控制政治风险,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政治发展的代价。
政治排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广度,增加了政治参与扩大的难度和风险,而扩大政治参与又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就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使政治发展的进程遭受挫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现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这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状态使这种对政府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难以得到缓解和集中的话,就可能由于政治参与的剧增而产生政治动乱。[16]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而失控并危及政治秩序的现象非常普遍。因而,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政治排斥问题,化解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逐步提高政治体系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适应性,通过逐步的政治变革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就会导致政治风险的累积,增加政治发展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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